1963年10月9日陈毅元帅陪同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玛尔·乌兹加尼来访云大。在乌兹加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陈毅元帅也发表了讲话。他除赞扬中阿友谊和感谢乌兹加尼的讲话外，对云大的师生也做了殷切的勉励。他说他这是几年里第二次访问云大（第一次是1955年4月随同周恩来总理来），他感到云大发展很快，很好。他希望云大的全体同学要努力学习，“又红又专”，学好本领，建设祖国。他说：“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当啊！如果国家没有强大实力，在国外讲话腰杆都不硬，别人也不愿听你的。”
在谈到“又红又专”时，陈毅做了个比喻。他说：
“比如一个开飞机的，如果没有技术，飞机上不了天；如果光有技术，思想不好，政治糊涂，搞不清方向，就可能把飞机开到美国去了。所以，要‘又红又专’。”
陈毅的讲话简单明了，比喻生动恰当，使云大全校师生顿开茅塞，口服心服。因为当时有关“红”与“专”的讨论正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争论不休，越闹越使人不明白。(www.xing528.com)
“红”与“专”的问题是1958年1月毛泽东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来的。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又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可是，在那个“左”的气氛压倒一切，学毛泽东著作断章取义，形而上学猖獗的时代，这个“红与专”的问题却成了全国争论不休、甚至被有些人故意歪曲，抡为政治大棒，肆意挥舞，成为整人的手段。有些人，抓住毛泽东的一些政治命题，如“政治是统帅”“政治统帅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加上毛泽东的一些哲学理论，如“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转化”等，总往“左”的方面去迎合，去理解，去解释，甚至去投机。他们说：按照矛盾论的原理，矛盾双方总有一方是主要的，因此，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矛盾便可以迎刃而解。据此，他们提出“先红后专”“以红带专”等口号，并以此去打压钻研业务的人，说他们是“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进而上纲上线，搞得许多人不敢看业务书，不敢搞科研。谁要不是先争取入团入党，不当积极分子，谁就可能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从而遭到批判斗争，戴上“白专”的帽子。那时，这个讨论在全国各行各业，尤其在高校，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许多人不敢钻业务，看业务书时，不得不在业务书外面包上一层《毛选》的皮；政治上，则不得不戴上假面具，假装积极。
李广田作为主管教学的校长（1959年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降为副校长，但仍主管教学），对此十分不解，十分着急。1959年的教训使他不敢讲话，更不敢去抓教学，而眼看一些投机分子“红得发紫”。听了陈毅的讲话后，回到办公室，他对我说：“这样说就对了。令人口服心服。不然，什么叫‘又红又专’，为什么要‘又红又专’，怎么‘又红又专’，总是争论不休，叫人不知所措。”后来，李广田还多次拿陈毅这个比喻去给学生讲，教育学生政治与业务都不能偏废。
本文写于1994年，但未刊，拟留作《东陆春秋》第二辑用。后因经费问题《东陆春秋》未继续编，本文2003年编入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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