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树声是云南腾冲县和顺乡人。青年时代因学习成绩好，经李根源先生介绍，于1918年获官费到日本留学，在九州帝国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日本，他加入郭沫若的“创造社”，同张天放主编革命刊物《曙滇》，指导艾思奇等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寸树声毅然回国，在北平大学任教，并兼校长室秘书、研究室主任等职。其间曾与邢西萍、张友渔、千家驹等自费出版《世界论坛》旬刊，翻译介绍国外左翼文章，宣传进步思想；又与马叙伦等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支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寸树声一度到南京寻求抗日工作，但他的幻想破灭了。之后，他又到西安，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授。不幸，却因“支持民先，思想不纯”被教育部解聘。
寸树声陷入了苦闷之中。
1939年，寸树声回到云南。他“对教育已经厌倦”，“徘徊在‘到滇缅公路上去经商’呢”还是去干什么的苦痛之中。正在这时，他接到故乡——和顺乡中学筹备委员会的电报，要求他回去任和顺乡中学的校长。但他“对教育已经厌倦”，因此，他婉言拒绝了。
但寸树声抵挡不住故乡深情的再三呼唤，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就任这乡村中学的校长。他说：“事情的大小是在乎表现价值的大小，不在乎规模、计划的大小”；“小的事情，若把它内在的价值表现到最大限度，也算是一种才能。”
故乡的中学——益群中学，是和顺乡自己创办的。这所中学为适应自己地方的需要，兼办小学，还兼管着一个乡图书馆，三位一体。这很适合寸树声的口味和思想——他历来主张“乡村的学校应与社会打成一片，存在在社会内，成为乡村人民所爱护的指导中心”；“乡村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养成‘在教室里在图书馆里是优秀的知识的学习者，而出了教室图书馆又是优秀的生产者——一种新型的人’”，“不应该使学校成为象牙之塔的特殊存在，使学生成为高蹈的与社会及生产脱离的特殊人物”。
寸树声按照他的这一理念开始了他的乡村教育。
他十分重视学生的道德、操行和学校的风气与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他规定“学生在学期间，不论何时，除学校规定的短裤土布制服及赤足草鞋而外，绝对不许用其他质料的衣履”；“若学生回家闹饭食就（请家长）通知学校，由学校强制他仿效甘地翁绝食一餐或两餐”，“像伯夷叔齐一样吃蕨薇”。他亲任“公民”课教学，要求学生“日行一善”，“每天记一段日记，做几个习题，扫一次地”等等。(www.xing528.com)
寸树声非常注意学校对社会的影响。他组织学生每周打扫全乡街道卫生一次，组织学生消防队，禁止学生吸烟，赌博，喝酒，吃零食，随地吐痰、便溺等。
他重视智育，更重视与地方经济文化实际相结合。他除高薪聘请内地优秀教师开设规定的文化知识课、注意基础知识教育外，还请植物学教师指导学生将和顺乡境内的植物采集起来，制成标本，并和标本对照着编成一部《和顺乡植物调查》，引导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使学生对自己本乡本土的资源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带领学生挖荷塘、修道路、建游泳池、浇花种草，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亲手建设自己美好的学校、家园。
他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学校里开设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缅语课，因为和顺乡有很多人在缅甸做生意，两国间来往频繁，有时连在家庭间也少不了使用缅语。
寸树声还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把他关于社会改革的思想也注入了学校，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影响和改造社会。他通过参与乡农委会的活动，做县政府当局的工作，亲自带头实践，改变了当地只种一季农作物、栽懒庄稼、不思进取的陋习；他带领学生、乡亲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禁渔、禁止乱砍滥伐森林等。
在和顺乡有个崇新会，是20世纪初一些旅缅青年“吸收了一些海洋自由新鲜的空气”在“民国革命时代”的影响下创办的。崇新会早年就在和顺乡创办了两级小学、图书馆等，并出版了十年的《年报》，但后来一度停办。寸树声回乡后，兼了和顺乡图书馆馆长。他改变管理方法，增加藏书内容，为方便村民、妇女们阅读，还在许多地方建立分馆。最有意义的是，抗战开始以后，他在馆内购置了收音机，每晚收听记录，将每日新闻编成文字稿分送邻近乡村和县城各机关，将过期报章借给县民众教育馆陈列。为了提倡节俭，反对旧婚俗，他敞开图书馆大门，将图书馆借给村民做结婚礼堂，新婚夫妇们到图书馆来举行新式婚礼，改变了地方旧习。
20世纪初和顺乡还延续着妇女缠足的陋习，妇女们不能上学。寸树声反对缠足，奖励天足，他一家一家地去动员女孩上学。当“短袖、剪发尚被老年人所非难、诟谇”时，他让自己的妻子带头穿着制服，自由、大胆地在众人环视之下在运动场上跳跃竞赛，任体育教师，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他认为，“这对于她们实在不仅是身体上的解放，并且是精神上的解放”。他动员乡里的女绅士，带头将益群中学（原为文昌宫）里的菩萨们搬到乡西南角的中天寺去。他想，那是乡中神佛的“租界”，把他们搬出去，实际是“整个消灭以前的隔离集中”。
寸树声办乡学，发展了地方教育，也改造了社会，他把一件“小的事情”的“内在的价值表现到了最大的限度”。我想，这也表现了寸树声的一种才能。
本文写于1996年，参考了寸树声著《两年半的乡村工作》、陈茂耘的《追缅寸树声同志》和《益群中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刊》等资料。原载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主办的内刊《云南盟讯》2002年4月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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