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大的历史上，我们不能忘记曾有这样一批工人：他们以自已精湛的技术参与着全校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教学活动，还承担着大量的为行政管理服务的工作。他们为云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批人中，柏映根是其中的一个。
柏映根是木工。他早年学木匠，心灵手巧，学得一手好手艺。他会雕花，那些刀、凿、刨、铲、钻等在他手里，就像画家的笔，龙飞凤舞，运用自如；而那些木头在他面前，则如豆腐或如软泥，任他削、切、刻、凿、铲，或横或竖，或正或斜，或深或浅，任其取留，任其打理。20世纪60年代，至公堂进行修理，因为原有的门窗已坏，需要重新制作，并按原来的花样雕刻。我见他拿出一大堆工具来，大大小小，各式各样，足有三四十件，用一长块帆布包着，摊满了一张桌子。柏师傅把新做的门窗摆在桌上，拿起工具，只见他一铲下去，便是一片叶子的雏形，再一铲下去，一片叶子便跃然新门窗上。就这样，三铲两铲，修修整整，一株梅花便立体地跃然木上。还有那雀、那鸟，栩栩如生，好似闹梅。我真惊呆了！原来这木匠也不比画家差啊！你看那柏师傅雕花，就像看画家作画一样，是一种享受！
巧匠柏映根师傅（家属提供）
柏师傅从小学艺，学的就是这一行。但可惜他家境困难，没有上过学。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跟着师傅到处为富人家做雕花的木活。见他雕花雕得那么熟练、好看，我告诉他，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件雕刻工艺品是昭通绿荫塘龙家祠堂里龙云母亲的灵牌座子。那灵牌座子两边的两条龙柱是镂空的，雕得十分精致，各有两条龙盘柱而上，栩栩如生。不料，柏师傅告诉我，龙云母亲的那块灵牌子就是他十八岁时的作品。我说，那东西是我上小学时，老师带着去旅行，在龙家祠堂见到的，当时还供在桌上。因为好看，所以我特别注意。在我的印象里，龙母的灵牌，足有半米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根龙柱，每根约40厘米长，两厘米左右的直径，两条龙盘旋而上，双龙戏珠，活灵活现，还是彩色的。柏师傅告诉我，那时，龙云在昆明物色人做，找了许多人都不称心，最后见他雕得好，做工精细，才确定由他做。此物做好后，用棉花包了，还专门制作了个木箱，才派专人送到昭通去。
为生计，后来柏师傅又在昆明的《正义报》《中央日报》当过刻字工，专门负责晚上刻制报纸的大标题、插画等，以后才到云南大学做木工。
柏师傅虽识字很少，基本上不会写，但他却精于计算，善动脑筋，搞设计。当然，制作是他的“手上活”，那是不在话下的。他之“精”，可以说，见到什么就能做什么，想到什么就能做什么。在五六十年代，还没有塑料，教学上、科研上，许多模型是要用木材做的。记得，有一次，物理系不知是做什么实验，要做三个球，要绝对的正圆，而且要一个套着一个装，各个球都要在里面自由转动，也就是说，三个球都要做成空心的，能装进另一个去并能在里面自由转动。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很难想象的事。但为了科研，柏师傅把它做出来了。(www.xing528.com)
柏师傅还是位革新能手，而他的革新令人匪夷所思。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各家具厂都没有家具生产，木材供应也十分紧张，需各单位到林业部门去申请，批准后，自己到林场去运原木。我校的房屋修缮修、家具制作、教学、科研木制设备，包括课堂桌椅等都要自己制作。而自己到林区去运回来的原木，当时昆明还没有大型的解木设备。解木一般都要用两个人搭起一个木架，上面站一个工人，下面站一个工人，用大木锯拉，原始，费力，一天解不了多少方。这对于每天使用大量木料的我校木工厂来说简直是个“瓶颈”，影响着其他许多工序的进行。于是，柏师傅来了个技术革新，他自己设计制作了一台解木机。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台大型的解木机，柏师傅不用钢材，除了锯片和一根皮带还有一个马达外，全是木的。那机器齿轮，一个齿的长、宽、厚就至少于六七厘米，且须选用最结实坚硬的木料，否则怕它承受不了那绞力的要求。这台大木头机器制作出来，光占地面积就占了整个木工厂的近四分之一左右，约三十平方米。而这台庞大的解木机，在云大竟使用了许多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有了新的钢的解木机，云大再也不需要买原木来自己加工了，它才“光荣退休”。
云大不能忘记柏映根，因为他制作的那些教具、模具、设备，他的作品，有许多至今我们还在使用。他为云大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东西会显得落后些。但我们不能忘记，是在那个时代，柏师傅们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出的他们特有的贡献。
为了肯定和表彰柏师傅的成绩和他对云大的贡献，学校把柏师傅的技术级别从工人八级提为技术员，享受了干部待遇。
本文写于1998年，原载《云南大学档案工作通讯》1998年4月第2期（总第74期），2003年编入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大故事》，署名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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