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7日，云南大学全校师生员工通通被赶到弥勒县乡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搞“斗、批、改”。当时，全校师生员工2000余人，不可能全部集中于一地，因此被分散安排在新哨、招纳、中以则、虹溪、火木龙等几个公社。
1970年3月4日，居住在火木龙的“五营”——当时机关、后勤的500余名职工“军事化”编制的称号——刚吃完晚饭，大家正在场院（因刚地震过，全部人员均露天搭棚住在堆草打谷的广场）上休息，忽听有人喊：“后山着火了！”大家迅即跑到路边来看，只见场院公房后面的山上火光冲天，烟雾浓浓。于是，大家不约而同，抬着锄头、镰刀等工具直往山上冲。工军宣队也和大家一道通通冲到山上。在山上，工军宣队领导高喊着“冲啊！”“保护贫下中农的生命财产！”等口号，大家都奋不顾身地冲上前。
冲到山顶，见大火离村子这边的山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有的地方还有山沟隔着。农民说：“不怕，等它过来再打。”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以及工军宣队的师傅们，哪有这种经历，哪有这些经验，哪能等山火烧“过来再打”呢？那不会烧死多少树吗？不是越早扑灭越能减少贫下中农的损失吗？听到农民的话，大家觉得农民觉悟太低，怎么能等火过来再打呢？我们甚至对农民的话很反感！于是，大家一直往前冲，其中，有几位同志，看着山沟对面山上的火烧得正旺，正往村子这边燃烧过来，就冲下沟去，企图越过沟去扑灭对面山上的火。哪知山沟很深，很陡，当人们冲下沟时，山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沟里。沟里由于平时得雨水多，草木兴旺，草比人深，火势更烈，而冲下沟去的人，由于沟深坡陡，跑不开，既冲不上去，也退不下来。吕嗣忠（吕卫东）、刘文贵、聂万元、谢世宗、徐嘉富五同志便被困在了沟里，全身着火。尽管他们拼命挣扎，人们拼命抢救，但无济于事。当人们把他们背、抬上山来时，他们除了站在地上着地的脚底外，全身已被烧糊，有的人的皮肤已被烧得炸裂开来，告别了人世。
当晚，我和夜函大（现成教院）的万世栋等几位老师一起顺山顶打火，一直打到后山的小红塘村。见那边的火已被灭，我们遂往回走。走了一段路，见这边山火还在烧，火势正猛，便顺山梁又往大火处奔。路上听见对面山上人声嘈杂，还闻到一股香味，大家还以为烧着野兔了。爬到山顶，才听说“烧着人了！”一时，我们心情紧张，跑了过来，见大家正在抢救被烧着的同志，于是，我们又投入了抢救人的队伍里。这时，后勤的王秀珍师傅背着一个人从山沟里爬上来，被背的人已昏迷。我们迅即砍下树枝，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解下腰上的皮带来，编成一个担架，立即抬着伤员往山下走。路上，伤员苏醒过来，痛苦不迭，叫喊着：“你们给我一刀吧，哎哟，疼死了！”这时，我们才听出来，他是理发室的聂万元师傅。我们的心像被扭着似的，一阵紧似一阵，眼泪不禁簌簌地流了下来。理发室的余忠正师傅是聂万元师傅的好友，这时恰巧也和我们一起抬聂师。我和余师、严尔锐（卫生科原科长），还有三位同志，一边抬着走，一边安慰他，说：“快下山了，快下山了，我们会立即送你去医院。”但他不停地哼吟，哼一阵又昏迷过去。就这样，我们黑天摸地，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把聂师抬下山来。这时，公社早已与城里县医院接通电话，没几分钟，救护车到达公社，医生迅即将聂师傅等尚有点气的伤员抬上车，直往医院奔。但据说，还在路上，他们就断了气。
烈士刘文贵
烈士吕嗣忠（卫东）
烈士徐嘉富
当夜，五营工军宣队报告了驻扎在新哨的“校革委”总部；同时，公社领导立即组织村里的几位木匠连夜赶制棺材。几位烈士的家属亦随即收到通知。次日，烈士家属纷纷赶到。整个火木龙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www.xing528.com)
烈士聂万元
烈士谢世宗
经过几天的准备，驻弥勒各地的云大师生员工代表、“校革委”、工军宣队领导、五营全体同志和火木龙公社的贫下中农，在火木龙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上，学校表示将向省有关部门申报，追认几位救火英雄为烈士。随后，大家为他们举行了安葬仪式。几位同志均安葬于他们牺牲的地方——火木龙后山。
1983年5月12日，经民政部批准，追认吕嗣忠、刘文贵、聂万元、谢世宗同志为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1975年11月25日，经省革委批复，追认徐嘉富同志为烈士（注）。
注：徐嘉富同志系我校图书馆职员，当时因“历史问题”正被审查，故未能与其他四位同志同时报请民政部授予烈士称号。后经家属不断申诉，1975年落实政策才由省革委批复“授予烈士称号”。有关五烈士的个人简历，详见《云南大学志·英烈传》。有关当晚救火的详情及后续故事，在我的自传《陌路微痕·路》里亦有记述。
本文写于1998年，原载《云南大学档案工作通讯》2000年第4期（总第98期），2003年编入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大故事》，照片由云大校史办提供，署名为晓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