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的成果都是建立在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费孝通说：“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该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又说：“科学的知识来自实际的观察和系统的分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因此，实地调查具体社区里的人们的生活是认识社会的入门之道。”（费孝通、张之毅《序》，《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他们的老师吴文藻先生也说：“我自以为进行这种社区调查研究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作用。”（吴文藻《我的自传》，吴文藻、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吴文藻辑》，江苏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这是魁阁取得巨大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魁阁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谈魁阁精神不能不谈到费孝通个人。《费孝通传》的作者，美国人大卫·阿古什说：“费孝通是头儿和灵魂。”（转引自大卫·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的确，作为组织者、领袖，费孝通的思想、品质、工作作风，都给魁阁这个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个领袖，就没有这样一个群体；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就没有这样一些成果，也就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谢泳先生说：“费孝通的个人魅力不仅表现在他的性格和学术水平上，还与他个人的道德水准密切相关。”（谢泳《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这是很重要的。费孝通作为一个群体的领袖，制定规划、组织执行、辅导青年人、组织讨论、申请活动经费、解决大家生活上的问题，乃至帮助大家刻蜡版、搞油印，他什么事都做。这些如果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没有宽大的胸怀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认为谈“魁阁精神”不能不谈费孝通，不能不谈一个领袖的精神和作用，因为这种领袖精神和作用已经融入集体中成为魁阁精神及成就的一部分。
魁阁，这个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由于战后各种条件的改变，它的命运也随之改变。1945年，虽然费孝通仍主持着云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但他已同时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转入西南联大去了。不久，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费孝通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他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发表演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甚至公开威胁。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遇害，7月15日闻一多先生遇害，美国驻昆领事馆受美国政府之命，将费孝通等十余位教授、民主人士接到领事馆内保护起来（此事笔者见于昆明市档案馆国民政府警察局档案）。1946年10月，费孝通秘密离昆。从此，费孝通脱离了与云大的关系。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转由张之毅先生主持。1948年张之毅离滇去闽，其他人亦先后离去，云大社会学研究室宣告结束。(www.xing528.com)
云大社会学研究室虽告结束，但它的精神永存。费孝通晚年的许多谈话无不充满了对魁阁的留恋。他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费孝通、张之毅《序》，《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这是从学术思想、理论方法上来看魁阁。谢泳教授也认为：“魁阁时期，是他们一生学术生涯的高峰。”（谢泳《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而魁阁精神正如前所述。所以，我认为潘乃谷教授提出“在学科建设中用‘魁阁精神’来激励新一代学者”（同引前第2页）的想法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我们重视、研究。
本文写于2010年4月，未刊。2019年12月，笔者应邀出席《现代中国与乡土传统——“魁阁80周年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学术研讨会》，本文刊于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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