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云大之旅与学术成就

费孝通1938年夏在伦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中国。那时中国正战火纷飞，整个东北、华北、华东、华南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费孝通取道巴黎、莫斯科，乘海轮，经越南进入中国云南。在这里，他受到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和他的老师吴文藻教授的欢迎。云南大学聘他为社会学系教授，利用庚款进行社会学研究。

40年代的费孝通（云大档案馆藏）

费孝通在东吴大学原是学医。1930年由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后，师从吴文藻老师才由学医改为学社会学。吴文藻早年受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影响，立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1923年从清华学成毕业赴美留学，选择了学习社会学。在学习社会学期间，他又接触了人类学。由于在五四运动中深受“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怀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主张”，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这使他在留学过程中便产生了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并起来研究，将这两个学科用来实地观察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主张“社会学中国化”。费孝通深受吴文藻思想的影响，1934年燕大毕业后便积极从事社会调查。其间虽因他有学医的基础，曾一度师从清华研究院史国禄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但终因面临中国社会的改造而放弃了体质人类学，一心投入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上来。1935年秋，他同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做特种民族研究，不幸陷入捕虎陷阱，身负重伤，同惠为救夫溺水身亡。次年费孝通回家养伤，在老家江苏吴江开弦弓村作实地调查。1936年秋，费孝通赴英留学，师从马林诺斯基教授，他将自己在吴江的调查资料整理写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获得马林诺斯基教授的高度赞赏，称他的论文“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但学界却有一些人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见解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戴不上《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样一顶大帽子”。所以，费孝通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组织了更多的青年同仁在云南展开更为详尽广泛的社会调查。他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里，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费孝通带着这些问题和学生张之毅等一头扑到易门、玉溪等地去做调查。他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具体、个别、局部开始的。”他想以此来检验、修正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他说：“如果我停留在《江村经济》，不再前进一步到《云南三村》，那么只能接受上述的规律了。”

《云南三村》调查的意义是重大的。晚年的费孝通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它所贯穿的理论和方法后来被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界称作“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对此我们不能小觑，因为这是世界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在云大不仅做着田野调查和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许多成果，而且还身兼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他每周必须给学生讲课，指导学生论文。他说自己“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因此，费孝通的授课很有吸引力，生动活泼、充满活力。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彝族学者、当年费孝通的学生刘尧汉先生回忆说：“费先生的课是很有吸引力的，生动、活泼、灵活，很受学生欢迎。”刘先生说他当年作毕业论文时，为选题苦恼，去请教费先生，费先生知道他是彝族，家庭是小土司，便建议他“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去观察、理解、解释你那个家庭，写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刘先生依照费孝通教授的指示回去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然后进行整理，回校后写成了一篇很好的论文，得到费先生的赏识。（笔者1993年4月采访刘尧汉先生记）1940年10月，昆明再次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云大会泽院、翠湖、文化巷等地中弹，费孝通兄弟在文化巷的住所被炸毁。云大奉命迁往近郊或外地躲避，云大社会学研究室亦迁往呈贡。这时，由于庚款补助受到干扰，吴文藻先生离开云大，云大社会学研究室遂交由费孝通管理。

刘尧汉先生（武有福摄）

费孝通带领一帮青年在呈贡大古城租下一座古庙继续进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相当一批成果，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玉村土地和商业》《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均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此外，1942年费孝通受云大派遣，赴美进行文化交流。在美期间，他又写了大量文章寄回学校，发表在云大学生主办的小报《生活导报》上。(www.xing528.com)

在呈贡的日子是最为值得纪念的日子。费孝通等不但完成了大批的著作，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学风。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说：“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它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我们在讨论中，谁也不让一点人，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他说：“在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有学者认为：“今天看来，魁阁时期，是他们一生学术生涯的高峰。”

魁阁的成绩当然不只是学术上的。著名社会学家潘乃谷教授就主张“在学科建设中用‘魁阁精神’来激励新一代学者”。当年一道与费孝通在魁阁工作的社会学家胡庆均后来就魁阁的传统精神做了概括，他认为自由研究的风气，尊重个人的表现，公开的辩论和合作的伙伴精神是魁阁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事实上，当年在那种战火纷飞，知识分子连生活都不能自保、收入还不如一个黄包车夫、不如一个农民的情况下，一群知识分子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发扬光大的。

呈贡魁阁（胡兴仕摄）

呈贡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古城魁阁（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旧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

抗战胜利后，云大社会学研究室迁回昆明。由于国共内战，费孝通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5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屡屡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演讲，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甚至公开的威胁。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遇害，7月15日闻一多先生遇害，费孝通先生等十余位教授被美国驻昆领事馆接去保护起来。10月，费孝通秘密离昆，从此脱离了与云大的关系。

本文写于2010年，系应民盟云南省委之约而作。原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民盟中央编的《永远的怀念·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