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云大的力量

“依靠两个五十一”是治国同志来云大后通过调查研究，明确了学校工作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来的。这是个既形象、生动又鼓舞人心的口号，然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口号。

“两个五十一”是指云大当时有教授、副教授51人，有老讲师（不含60年代提的讲师）51人。依靠两个五十一的意思，就是指依靠这批老教师办学。这里说它危险，是因为学校刚刚才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破除迷信”、批“走白专道路”等运动；尤其是在1957年，一些人为了反对教育系统内的官僚主义，公开提出“恢复教授治校”的主张，被认定为“反对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口号。而治国同志此时竟然敢于公开提出“依靠两个五十一”这样的口号来，当然是很危险的。

但是，对此治国同志有自己的认识。他说，书本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科研活动中形成的经验总结，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进步的阶梯，必须受到尊重，认真学习。他说，一般说来，教师的知识总是比学生多些，学生应该尊敬教师，好好向教师学习；当然，教师也要尊重学生，虚心听取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意见、建议、乃至批评，为学生解惑答疑，与学生一道共同探讨一些科学上的问题。只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才能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只有摆正这种关系，使教书的人有积极性，才能把学生教好。云大“正因为有这么多老教师，云大才成其为云大”。“所以，要办好云大，就必须发挥专家、教授、全体教师的作用”（注1）。当时虽然政治压力很大，劝他放弃这一口号的人也不少，但他仍不为所动，坚持己见。他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他认为，“去了私心，就有可能坚持真理；去了私心，就用不着去迎合某些错误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做，不仅不会损失威信，相反地会更好地联系群众”。他坚信“在你走后，（群众）是怀念你还是称快，”这才“是衡量你工作好坏的最大尺度”。为此，他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教师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治国同志对此有一套群众工作的方法、经验。

面对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个被搞得灰溜溜的样子，治国同志对云大的知识分子作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教育、改造，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转变了立场，其政治面貌和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我们应当肯定的。对于他们，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信任。至于对一些老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家庭出身以及海外关系，我们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要看他们的现实表现。他分析说：“在旧社会，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是上不了大学的，出国留学更不可能。这是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问题。”“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弱点，我们应当在对他们尊重信任的前提下，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克服，使他们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干部反映最为强烈的知识分子骄傲问题，治国同志说：“对‘骄傲’应该有个明确的界说。目空一切，自以为是，谁也看不起，当然是骄傲。但不能把坚持正确独立见解，而又不随波逐流的同志视为骄傲。”（注2）历史证明，治国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分析、认识是正确的。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对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的分析、评价。治国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分析、评价符合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政策上，也和治国同志主张的政策、态度一致。这说明，治国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党、对人民真正负责的工作态度是对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治国同志的态度是诚恳的，其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他通过各种方式接触群众。早上他喜欢打网球，常常有一批喜欢打网球的教师和他一起打网球；晚饭后他喜欢到工会打麻将、下象棋，一些喜欢打麻将、下象棋的同志成了他的好朋友。他还利用各种休息时间走家串户，成为许多教师家的“不速之客”。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成为全校师生员工的朋友，连许多学生、职工都认识他。师生职工，不论是谁，和他不期而遇时，便常常愿和他一起走路，向他反映问题，听他分析学校的事。在和教师们相遇时，他能直呼所遇教师的名字，说出他是哪个系的、教什么课，使教师们对他推崇备至。大家都说他是自己的知心朋友。

高治国（二排站立者左五）和球友们在拓东体育场参加网球比赛后合影（云大档案馆藏）

但是治国同志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冲击，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改变的。他发觉：“教师看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往往是从李广田同志身上来观察的。”李广田“是教师情绪的‘晴雨表’。”所以他深感必须做好李广田同志的工作，必须抓李广田同志这个“主要矛盾”，首先解决好对李广田同志错处的平反问题。(www.xing528.com)

1961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中“左”的错误，治国同志提出对李广田等同志的案子也要进行审查、甄别。为了给原负责处理李广田案的前党委书记、时任第二书记的李书成以主动，治国同志请李书成主持研究。但李书成等坚持“左”的一套，拒不给李广田平反，反而再次“肯定”了李广田的“许多错误”，这使治国同志深深感到“左”的东西不容易克服。

他认真分析后认为：“大气候还不到，只有等大气候变了才可能变。”他相信中央一定会纠正这些错误，一定会改。他不灰心，但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去做工作。他坚持每个礼拜到李广田同志家，与李广田同志谈心、商量工作，以此来说服、感动李广田同志，鼓励李广田大胆工作。他甚至暗示他将坚持为李广田平反。他对李广田说：“我相信真理总有一天会明白。”他推心置腹地说：“这个校长还是你当，我主要抓党的工作。我支持你，有什么事我来承担。”但是，心有余悸的李广田还是只淡淡一笑。他相信治国同志的真诚，感到治国同志的热情，愿意支持治国同志的工作，但他“一朝着蛇咬，十年怕井绳”，工作起来仍然是缩手缩脚的，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果然，1962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彻底纠正“大跃进”“反右倾”中的错误，再次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中央监委也明确指示、催促对1958年以来在政治运动中错处、错批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此时治国同志抓紧时机，亲自上阵，抓了对李广田、杨黎原案的甄别工作。最后经省委批准，李广田同志恢复了党委常委职务（杨黎原同志早已调离云大）。

与此同时，治国同志又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利用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这种会三人五人、十人八人不等。请大家尽其所畅，谈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对学校工作的意见，谈大家所想所愿谈的任何问题。大家戏称这种会叫“神仙会”，每周召开一次，由统战部的同志主持，有时治国同志也参加。治国同志给统战部的同志打招呼，“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知识分子过去在政治运动中被整，他们有怨气需要发泄，发泄出来就好了。即使有些同志说了过头的话，也没什么关系。”由于治国同志诚恳的态度，使许多老教师到统战部开会（地点不一定在统战部），反而没意见了，气也消了。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被共产党改正错误的勇气感动了。

为了做好教师的工作，治国同志还找寸树声副校长做工作。他知道寸树声（大家都尊称寸树声叫“寸公”）在民主党派、教师中有很高的威望。寸公在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是活跃分子，曾是北平大学教授。在西北联大时，寸公曾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解聘，解放时寸公是腾冲县第一任县长，现在是民盟云南省主委、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器重寸公，对寸公说：“统战工作你来抓，有什么事我负责。”他深深地感动了寸树声，鼓舞了寸树声大胆工作的勇气。

高治国对李广田、寸树声的倚重，使云大形成了大家戏称的“三驾马车”；治国同志抓对学校的全面管理，主要是抓党的工作；李广田管教学；寸树声管科研、后勤和统战工作。全校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