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树声：从十月革命到抗日斗争

〔《云南大学档案工作通讯》编者的话〕本刊上学期发表了张传同志撰写的《刘文典传》，从这学期起，将连载胡兴仕同志撰写的《寸树声》。我们早有打算，希望能将我校历史上的优秀人物一一作传，加以介绍，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功臣，而且他们的事迹也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学习的。我们不仅应该写领导，尤其应该写学者，因为学校主要是靠学者来支撑的。当然，好的领导如熊庆来、李广田、高治国等我们也应该写，因为好的领导的作用不该小觑，不应否定，是他们带领全校师生职工走向辉煌，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为人、他们的品德都值得我们继承、学习。我们希望全校师生职工家属都来做这一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今后本刊将以《东陆风流》的栏目刊登这类稿件。

1990年4月，我受学校委托，代表学校，与民盟云南省委和寸公的家属一道，护送寸公的骨灰去他的老家腾冲和顺乡撒埋。

车到大理，我隐约感到滇西大地的颤抖——寸公，这位滇西人民的骄子，曾经在这里成长的学者、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回来了——大地为之恸哭！

往前，到保山，这里的党政领导出来迎接。晚上，举行座谈。人们共同回忆、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

第三日，到达腾冲（今腾冲市），腾冲县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还有和顺乡父老乡亲的代表、寸公的亲属们，都到腾冲与保山交界的地方来迎接。人们在那里稍事休息后，便直抵和顺乡。

和顺乡的孩子们——益群中学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列队站在村口；和顺乡的村民们，也都纷纷前往观看，欢迎这位离乡几十年的亲人、和顺乡的儿子。

和顺乡的文昌宫——当年益群中学的发祥地，简直就是腾冲县和顺乡的杏坛——寸公的骨灰将暂时敬供在那里。

整个和顺乡充满了悼念寸公的气氛。

文昌宫里设置了灵堂。灵堂里的挽联深情地表达了和顺乡益群中学师生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热爱和眷恋之情。

寸树声，字雨洲，1896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生。

寸树声出生在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接壤的侨乡腾冲和顺乡。其父寸辅清是清末举人，曾赴日本留学，习师范，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9年，寸辅清回国后，先在广西法政学堂学习法律，后回滇创办永昌师范学校。1911年，寸辅清参加昆明重九起义，对辛亥革命和滇西新学有过很多贡献，对寸树声有很大影响。寸树声幼时在家读私塾，后转入和顺乡高等小学学习，1911年考入大理中学。大理中学当时名儒萃集，思想进步。一次，学校利用学生劳动修筑操场。寸树声是个诚实的孩子，当别的学生都走光了的时候，他还和另外六个同学挑土筑场。这事被校长和学监发现了。后来校长向全校同学训话时，专门褒奖了他们七人，说“这是将来任重致远的征兆”。

寸树声副校长（云大档案馆藏）

中学毕业，寸树声回到家乡任和顺高等小学堂教师。1918年冬，经李根源介绍，寸树声获官费赴日本留学，先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又于1929年在该校研究科毕业，并转入九州帝国大学学习经济，1932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寸树声留日之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受十月革命影响很大。在日本，他加入了郭沫若等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张天放主编革命刊物《曙滇》；参加由中共领导的留日学生和台湾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任该会宣传部长；他曾指导艾思奇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

“九一八”事变后，寸树声毅然回国，先在北平大学任教，兼校长室秘书、研究室主任等职。其间，他与邢西萍、张友渔、千家驹等自费出版《世界论坛》旬刊，翻译、介绍国外左翼文章，宣传进步思想；又与马叙伦等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支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他与潘大逵、李达等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致蒋介石快邮代电，敦促蒋介石抗日。

北平沦陷后，寸树声与他的日本妻子因各怀对祖国的情感而分手。

1937年10月，寸树声一度到南京寻求抗日工作，但蒋介石的消极抵抗政策使他的幻想破灭。之后他到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曾在西北联大法商学院任经济系教授兼主任，后因“支持民先，思想不纯”被教育部解聘。

苦闷的寸树声1939年冬回到故乡云南。正当“对教育已经厌倦”了的他，“徘徊在‘到滇缅公路上去经商’呢，还是干什么”的时候，他接到到故乡中学筹备委员会的电报，催他回去任中学校长。他婉辞拒绝了。

是寸树声不爱教育，不爱故乡了吗？不是，寸树声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乡，热爱着家乡的教育。他曾深情地说：

边疆也是中国的领土，边疆人民也是全国同胞的一部分，边疆文化的落后，边疆人民的无智，应该是智识阶级的耻辱和责任。（寸树声：《两年半的乡村工作》）

请看，当他步入和顺时：

故乡已经整个的出现在眼底了。马鞍山——那耸立着经过了几千年的火山喷火口；在午后金黄色的阳光照射之下，越发显出它们缓徐而和平的曲线的龟山、凤岭；那似乎是从天上流泻到地球面上来的银河一样的大盈江；密集的整齐的白垩墙壁的住宅壁；涧河头上深冬发芽的嫩的阔叶柳林，它们一齐像爱人一般扑到我的怀里来了。我伸出双手想去拥抱它们，我像英国的武士，想伏下身去热吻它们。突然的，我感觉到我的祖先走下巴县海棠溪向家坡随着沐英远征云南、终于使他决心留住在这地方时，对这地方所感觉到的那一种隐藏在血统深处的爱恋。（引同前）

他是那样地热爱故乡，那样深深地爱恋着生他养他的土地！

寸树声对故乡的爱是冷静的、理智的、负责的。请听他怎样诉说自己的乡情：

故乡，对于出门在外的人，恰像被空气和尘埃所模糊了的远山一样，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容易在想像的视界里描绘成一个实在的抽象的美丽的外形。其实，若故乡真是乐园，人们也就不须背井离家、远涉江湖，奔波南北了。现存的人类社会，既然存在在不合理状态里，那么，我们感情上所美化了的故乡，也就会有美丽和丑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后退的各方面了；正如地平线上美丽的远山里面，有淙淙的清泉，也有嵯峨的岩石；有幽香的百合，也有剌人的荆棘；有黄莺云雀的鸣转，也有豺狼虎豹的叫嗥和在黑暗里歌唱的鸱枭。所以若把故乡当作怀旧的回忆的对象，那就不能不感到现实的矛盾和自己麻醉的幻灭；相反的，若把故乡当作工作和斗争的一分野，那我们就能够从矛盾的痛苦中得到合理性的愉快；从失望的深渊里得到成功的路径，从黑暗的远途里得到光明的指引的。（引同前）

寸树声终于抵挡不住家乡人民对他的呼唤，抵挡不住家乡人民对他的重托。他“感觉到我没有方法拒绝他们那近乎强迫的热烈的诚意。”同时，他又是那样冷静，那样客观地保持着自己的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寸树声终于负起了益群中学——一所中学、小学、乡村图书馆三位一体的乡村中学校长的担子来。

人们都说让这位大学教授来当中学校长，委屈了他，是“大材小用”。但他却说：“事情的大小是在乎价值表现的大小，不在乎规模计划的大小。”“小的事情若把它内在的价值表现到最大限度，也算是一种才能。”

他身体力行，乐此不疲。

寸树声是一位教育家，不仅因为他曾是北平大学、西北联大等多所大学的教授，也因为他办好了益群中学，有他自己的教育思想，有他自己对教育的独到的理解，并且用自己的实践认真负责地贯彻了自己的理解，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和主张。徐嘉瑞在为寸树声的《两年半的乡村工作》一书作序时说：“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生活与教育打成一片，今于此书见之。”《两年半的乡村工作》正是寸树声在腾冲和顺乡办教育和改造社会的两年半的工作总结，是他教育思想、社会学主张及经验的全面体现。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办教育，特别是结合地方实际，怎样办好这样一所地方独特的、三位一体的中小学一贯制的地方中学？在两年半的乡村教育里，寸树声回答了这些问题。

他说：“至少，乡村的学校应与社会打成一片，存在在社会内成为乡村人民所爱护的指导中心，不应该使学校成为象牙之塔的特殊的存在，使学生成为高蹈的与社会及生产脱离的特殊人物。”“所以乡村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养成‘在教室里在图书馆里是优秀的知识的学习者，而出了教室图书馆又是优秀的生产者——一种新型的人才’，自然这新型的人才，是属于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民族的。”为此目的，他主张“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他认为：“对于背负着几千年的因袭的中国青年是必要的而且有益的。”但是他又是批判的。他说：“斯巴达的社会是建设在奴隶基础上面，所以斯巴达教育只是训练战争的武士，而不是训练对社会的生产有用的人才，就是说斯巴达的教育是与社会生产隔离的教育。”

社会活动家寸树声（云大档案馆藏）

做事认真，冷静、清醒，有独立见解的寸树声，在和顺乡展开了他的教育革命。

首先，寸树声重视的是学生的道德、操行、和学校风气与乡民的关系。他规定：“学生在学期间，不论何时，除学校规定的短裤土布制服及赤足穿草鞋而外，绝对不许用其他质料的衣履。”“我们不使学生的家庭为子女升入中学而须支出一笔制备衣履的费用。”“只要依照学校的规定，除制服之外，不缝其他质类的衣服”就可以了；而制服的质料和颜色，“是采用和小学制服同样的灰色，这是为使缝制土布制服上面佩上一枚胸章，就可以符合学校的规定”了的。这在乡村是最贫寒、最困难的学生都能有、都能做到的。

在饮食方面，他说：“我们随时对学生的家长说，若学生回家吵闹饭食就通知学校，由学校强制他仿效甘地翁绝食一餐或两餐。”有人以为这样做过火了。寸树声说：“严格地说，中国除入前线的战士有资格并且应该穿好吃好而外，后方的人，平均起来，不是只应该像阿比西尼亚人一样一律打光脚板，像伯夷叔齐一样吃蕨薇吗？”

他亲上“公民”课，他对学生说：“圣贤不是什么高远的存在，他们的人格、道德、知识也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只要“日行一善，你们也能成为圣贤”。他说：“所谓日行一善，并不是要你们每天去做什么了不得的好事，你们身边也没有这么多的好事，你们每天记一段日记，作几个习题，扫一次地也就算是行了一善了。”

多么朴实的哲理啊！

寸树声办学，非常注意学校对社会的影响，提倡“学校应与社会打成一片”。在和顺乡，他组织学生每周打扫全乡街道卫生一次。他禁止学生吸烟、赌博、喝酒、吃零食、随地吐痰、便溺。这使和顺乡的百姓至今不忘。1990年我随民盟云南省委的领导和寸公的家属送寸公的骨灰回去的时候，晚上，我们拜访了寸公的一位亲戚，那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她还念念不忘寸公对和顺乡的恩德，说寸公那时带领学生打扫乡里卫生，组织学生消防队帮助村里灭火，禁止学生吸烟、喝酒等等，把一个乡的风气搞得好好的。老人边说边沉浸在对往事的温馨的回忆中。

寸树声重视智育，更重视与地方实际的结合，他决心“将边疆的文化水准提高到和中原文化水准相差不远的程度”，因而他不惜高薪到昆明聘请教师。在一所乡村初等中学里，他开设了国文、文法、算术、几何、代数、三角、英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卫生、公民、图画、音乐、体育、经学等课程。他重视与地方实际结合。他请植物学教师指导着学生将和顺乡境内现有的植物分类采集起来，制成标本，和标本对照着编成一部《和顺乡植物调查》，生动、活泼、具体、有趣地引导学生，使学生对乡土植物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带领学生挖荷塘、修道路、建游泳池、筑运动场、浇花种菜……让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亲手建设自己美好的学校、家园。

他结合地方经济实际，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地方培养人才。和顺乡是侨乡，许多人都在缅甸做生意；有许多家已经有几代人在缅甸生活，常在中缅两国间往返经营，根据需要，寸树声在益群中学里开设了在中国独一无二的缅语课。(www.xing528.com)

寸树声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翻开他的《两年半的乡村工作》，不禁使我联想起梁漱溟、陶行知这些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来。二十世纪之初的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受美国乡村生活运动的影响，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北平、广西等地建立了若干试验区，试图建设、复兴中国农村，找到振兴中华的路子。他们有的主张从教育入手，有的主张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有的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寸树声不是社会学家，没有参加这些组织，也没有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他是不得已而返乡的，在家乡任了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但利用这个机会，他实实在在地在这里做了许多关于乡村自治、提高教育、培养人才、改良农业、改变农村恶习、提高全民素质、富裕全村人民的好事。他说：“若能在和顺乡狭小的范围内多少对于桑梓教育有所尽力，也可以减轻我的不肖。”他是从服务桑梓的角度出发的。他引亚当·史密斯的话说：“要做的事是这样多，而做到了的是这样少。”他“只希望假我以时日，或者能够集少成多，集点成线，有达到目标的一天罢了”。

在抓住教育的同时，你看他是怎样改造社会的：

在腾冲对农民宣传从事冬耕至为可怪，正如在中原各省对农民宣传不要从事冬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腾冲的农民，甚至于顽固的（到）迷信腾冲的土地不适宜栽种豆麦，以为冬耕会引起土地养分的减少，影响到次年的稻作的收成。所以每年秋收以后，到下年清明雨水时节前后，田亩都成为公共的家畜放牧场，休闲着不做任何的农作。农民们晒着冬天温暖的太阳，十足的表示出“懒庄稼”的姿态。农民们不理解这地方的人口稀少，商业资本的活动，土司地方和邻县保山两大农产区域的存在，是使他们的祖先放弃他们由中原带来的冬耕技能的最大原因。到了现在，你对他们一提及小春的话，似乎就是侵犯着他们的专门，要受到他们的嘲笑。这种情形，对于外来的异乡人，自然容易成为惊讶的对象的。就连满清末年把中缅未定界北段几千方里的土地，被列敦大佐骗去了的昏庸的腾越道石鸿韶也觉得土地休闲（当然不是土地丧失）的可惜。曾把豆种发给城郊农民，命他们栽种小春，可惜他对栽种小春的外行，就像他对于边疆地理的无知识一样，在农民已开始收获后第一次的耕犁，稻田的表层已经被太阳晒成干土之后的旧历十二月才去播种，这不特是季节错误，并且种子也得不到必需的水分，于是那大量的豆种，只成为对田鼠野鸟一次伟大的布施，使反对栽种小春的人得到绝好的口实。民国十年李致卿先生任县实业局长时，又将豆种发给农民，用政府的力量强制全县农民栽种小春。我当时曾给他说，小春既不是可以用政府的力量强制从事的事业，在腾冲这样的地方，也不应该一来就采取大规模的全县栽种。最好先在和顺乡，不，先在和顺乡他自己所有的田亩上作示范的栽种，等它的成绩（利益）表现出来后，自然容易推行至全和顺乡，推行到全腾冲，因为农民的保守心虽然强烈，但他们对于确实的利益也很敏感的。我并且说这一次如果又归失败，对于将来的恶影响，一定比石鸿韶的那一次还要大。我这信是在李先生的计划已经实施后才寄到腾冲，所以我的意见自然不发生任何作用。这一次的小春运动，果然也不出所料又归于失败。从那时起一直到二十九年（1940年）将近三十年间，似乎不再有人提起过栽种小春的话……

农委会成立后［和顺乡农委会成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创办人为当时省参议员李致卿先生。但因创办后未做实事，故名存实亡。寸树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回乡后建议恢复成立。这里是指恢复成立之后。恢复成立后，寸树声也成了农委会成员并任副主任委员——笔者注］我们召集了全乡的农民代表（大部分是农委的名誉委员）商讨推广小春的方法，决定用乡长和农委会的名义，布告二十九年秋收以后，除指定小河右岸（约占全乡农田五分之一的面积）作为牛马放牧场外，其余每一农户至少须种小春一亩，不种的或成绩优良的给以相当的罚金或奖金。栽种小春的范围内，严禁家畜的放牧及偷窃，家畜侵入小春范围时，除赔偿损失外，每次罚金5元，以3元作拿获人的奖金，2元作为会的经费，并雇用巡察员二人，经常在田亩内巡察。又由农委会聘中小学全体学生为名誉巡察员。学生是散布在全乡的，这对于保护小春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学校方面，由中学和小学高级学生在公有田上，共同栽种了3亩小麦。在播种之前，我们先让学生每人由家里拿一升灰（这地方的燃料纯粹是柴草）来堆放在便所里面，不到三天，所需要的肥料，已经制造成功。播种的那一天，我们和学生把肥料搬运到田里，在集体劳动的方式之下，先完成了粹土的工作（使用的工具和修筑操场一样，都是学生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播种、施肥、覆土都用分工的方法，分班担任。不到两小时全部工作就完成了。……（寸树声《两年半的乡村工作》）

寸树声的实验获得了成功，小春获得了丰收，推广到了全乡。他请来县长为优秀者颁奖；当县长光临时，他用收获的豌豆、蚕豆、马铃薯招待县长；建议县政府建设科与和顺乡合作，推广和顺乡的经验。这给“住民将近千户而农田不过三千亩”，“食粮生产只够三个月”市镇消费的和顺乡解决了大问题，也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由缅甸逃回的华侨，因为商业的市场已经不存在”者留下了生存的后路：“大家都到田野里去种小春，所以在三十一年（1942年）的冬季，十之八九的田亩，已经栽种满了豆麦。”“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冬季蔚蓝的天空所覆罩的黄色的原野，已经一年一年的增加它的碧绿的部分。”寸树声改变了和顺，改变了腾冲，改变了乡村的陋习。

在两年半的乡村工作里，寸树声还为家乡做了许多好事：他带领大家兴修水利、禁渔、植树造林，禁止砍伐森林，给家乡留下了许多值得记忆的功绩。

在他的乡村建设改造过程中，他很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和顺乡有个崇新会，是20世纪之初一些旅缅青年“吸收了一些海洋自由新鲜的空气”在“国民革命时代”的影响下创办的。崇新会试图改革故乡社会，早年便在家乡和顺乡创办了两级小学等实体，并出版了近十年的“年报”。但后来受一股“复古风潮”的影响，使有近二十年历史的两级小学陷于近乎停办的状态。寸树声回到故乡之前，崇新会正准备出来接办乡中教育［寸树声之接受益群中学校长之职，正是崇新会所推荐、敦请——笔者注］。寸树声回到故乡后，除任益群中学校长之外，又兼了和顺图书馆馆长之职。正是他把原来崇新会所办的书报社改建成内容充实、形式富丽的和顺图书馆，并请当代名人胡适之、李石曾等题字，使之大增其色。和顺图书馆当时便已有藏书三千余种，计三万余册，有《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重要中外典籍。寸树声到任后，采取王云五图书分类法将图书编目陈列；在图书馆的建筑设备方面，也使其达到了当时当地物资条件许可的最大限度［事实上，就在今天来看，和顺乡图书馆也是全国乡村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一流的，它甚至超过今天许多县级图书馆。这已为近年许多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所报道——笔者注］。为适应地方习俗，方便曾受过一点教育的妇女的阅读，寸树声采取了大胆的公开陈列的方式，简化借阅手续，并一度在乡里重要地点设立分馆。抗战以后，又在馆内购置了收音机，每晚收音，将每日新闻编成文字稿件分送邻近乡村及县城各机关；将过期报章借给县立民众教育馆陈列。为提倡节俭，反对旧婚俗，寸树声敞开图书馆的大门，将图书馆借给乡民作结婚礼堂，组织崇新音乐会的会员们为新婚夫妇鸣鼓、歌唱，使许多和顺乡的青年男女也到这里来举行新式婚礼，改变了地方旧习俗。

在20世纪之初，边远落后的和顺山乡，还延续着妇女缠足的陋习。寸树声在这里反对缠足，奖励天足。妇女们不能上学，他一家一户地动员女孩上学。当“短袖剪发尚被老年人所非难诟谇”的时候，寸树声却让自己的妻子带头“穿着制服、自由大胆地在众人环视之下在运动场上跳跃竞赛，任体育教师”。他组织了学校的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他认为：“这对于她们实在不仅是身体上的解放并且是精神上的解放。”

偏僻落后的和顺乡当时封建迷信盛行。益群中学（附小学）就设在文昌宫里。文昌宫里的菩萨，“虽然他们的胡须已被小学生们拔得干干净净，但始终还坐镇在四年级的教室里，占去教室二分之一的面积。拉倒了他们要引起老人们无味的口舌，放置下去却又实在不方便。我想只有善送一法。我对乡中几个女绅士（她们曾代中学在乡中捐募不少的基金），怂恿她们将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迁移到中天寺（在乡的西南角，是乡中神佛的租界）去，使大家都可以随时去参拜，免得三皇无人供养（我以为这是整个消灭以前的隔离集中）。一星期后，三皇的泥身和神台的巨大石板都搬得一块不剩。……妇人们的这种力量真使我吃惊不小。觉得她们对于她们信仰的事物的实行力，是非姑且不论，比较坐在乡公所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绅士高明多了”。寸树声就是这样聪明、机智地、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带领乡亲们破除迷信，改造社会。

寸树声的改革得到乡亲们的拥护和支持。除了他踏实的工作作风、实实在在地给乡里人民带来经济的、社会的利益外，他个人的品格也是令人尊敬的。在寸树声回乡任教、兼职及给他的生活待遇问题上，曾有过反复的“斗争”、谦让：

至于保障我的生活一事，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对于从事工作的人给予生活的保障，这自然是使工作者安心服务和提高效率上最必要的前提。不过在我的场合，第一，因为和顺乡是我的故乡，我有祖父遗留的足够栖息的几间住屋和不至饥饿的稻田十余亩，个人生活自不需要保障。若随意在心中描画出一个物质上优裕的生活，恐怕他们所能保障的也未必和我所要求的是同一的东西。第二，因为崇新会会章规定会员在小学及图书馆内服务的，不论所任职务是否重要或劳逸的程度如何，都只支取等于零用的少数津贴。对于外聘教员，不论中学或小学因为他们是客卿，除供给食住外，他们的薪金，向例是以县教育局或省立中学的规定作标准的。我是崇新会会员之一，我若接受了崇新会给我的保障，而我不能给所有在小学图书馆内工作的其他会员以同样的生活保障，那么一向支配着所有在家乡从事义务劳动崇新会会员的服务精神，就要慢慢的丧失。我既受着和别的会员不同的特殊待遇，那么今后我的一切努力，在其他会员看来，似乎都为的是要得到“生活的保障”和“保障了生活”之后的作为了。因为世间最使人难于置信甚至于使人发生反感的就是那些自己温饱着而却要他人吃苦忍耐的伪善者的说教。

寸树声拒绝给他特别的待遇，他的崇高的品德感动了和顺乡的父老乡亲。

正当寸树声的教育和社会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1941年4月，日寇的大炮已经打到了和顺乡的近邻——缅甸腊戍（缅甸与中国接壤的一个镇——笔者注）。

5月1、2日腾冲市面上已经传遍腊戍4月28日失守的消息了。滇缅公路的钥匙，远征军后方的总基地——腊戍既然失守，这就意味着远征军的后路已被切断，敌军已经打到了国门。腾冲已经嗅到火药气味了。

寸树声为了稳定学生，坚持上课。

但战事已不为人所能左右。5月8日，学校决定停课。

集合在礼堂上的学生已经不像平时纪念周开始前那样有说有笑了，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是在突发的巨大的灾难之前茫然自失而用言语的针刺——戳破时就会变成狂呼痛哭的那种无表情。国歌和校歌的音调是那样凄哀沉郁，这也算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了罢！看着就要离散，就要负担一切耻辱的这些青年，我勉强走上讲台去对他们说：“时局的情形你们都已知道了，我们以为不能来到腾冲的敌人已经只离我们三四十里了。我只恨我们没有自卫的力量，恨我不能保护你们，领导你们！学校从今天起只有停课。将来总有一天学校又能开学上课，但那时在这里上课讲授的人是不是我，是不是你们就不知道了！……平时对你们所说的话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要在艰苦的环境里锻炼你们的精神，在斗争里发展你们的力量！……我相信每一个黄帝的子孙是不会当顺民的，不甘心做奴隶的！……”我呆在讲台上，只觉得鼻酸喉哽，不能再继续下去。台下的女生们已经欷虚的在哭泣着，男生都低垂着头，起立不动。似乎经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鼓着勇气说了一声：“同学们，再见罢！”就踉跄地走下台来了。

寸树声把自己的一切职务、手续移交给留乡的人，处理好由昆明聘来的教师的薪金等事后，回家告别母亲。

母亲因为我离家二十一年，哭泣着不允许我出走，我对她说：

“北平沦陷后，母亲不是曾经焦心怕我做了羞辱祖宗的人吗？我曾经留日多年，留在家乡，狠毒的敌人，会拿全家的生命来威逼我的。出走已经不争气了，难道母亲愿意我做比出走还不争气的事吗？”……白发衰弱的母亲，只好擦着眼泪说：“好罢，那么事情一平静就回家来罢！我等着你的……”

从此，寸树声又离开家乡，去寻找他报效祖国的途径——他流亡到昆明。

在昆明，他与李公朴、周新民、楚图南、孙起孟、艾志诚、冯素陶、杨一波、吴传启、李春辉、曹日昌、朱家璧等爱国民主人士组织时事座谈会，联络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定期集合，交换情况，分析问题，策动争取龙云等加强地方武装，积极抗日。1944年，寸树声经周新民（云大教授，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又与李公朴、罗隆基、周新民等一道，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单一的民主同盟。他在《正义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

和顺乡为纪念寸公，在其带领学生挖出来的荷花池内建了“雨洲亭”（胡兴仕提供）

1944年9月10日，腾冲光复，寸树声再次回到家乡。这时他任昆明兴文银行腾冲办事处主任，但他却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益群中学的教学上。

他把学校的公民课当作揭露反动派的阵地，宣传新民主主义，公开讲授《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教学生唱《山那边哟好地方》《金凤子》《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几次欲清查和顺乡图书馆。但寸树声不为国民党特务的恐吓所吓倒，反而安排了昆明因“一二·一”运动被通缉的一些校友到益群中学任教，鼓励校友参加边纵从事武装斗争；他秘密为边纵募集药品、经费；掩护地下党、民主人士经腾冲、缅甸转香港到解放区。他在学校秘密发展“民青”组织，与“三青团”腾冲支团头目马尚邑进行斗争。

腾冲解放时，寸树声向解放腾冲的滇桂黔边纵七支队领导表示：“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你们到那里我到哪里。”腾冲县成立临时人民解放委员会时，寸树声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成立县人民政府时，他被任命为腾冲县首任县长。在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寸树声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寸树声奉调到云南大学任云南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系教授。1951年，周保中任云南大学校长，寸树声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1957年，寸树声被任命为云南大学副校长。

作为教育家的寸树声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长期分管科研和后勤。解放初的云南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后，只剩下了文、理两科六个系（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由于学习苏联，云南大学的工作被定位在以教学为主上，科研工作极少开展。但作为教育家、教授的寸树声，深知科研在一所大学里的重要性。因此，他仍竭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支持教师开展科研工作，尤其是青年教师，他总热情地关心支持他们。记得，一次一位青年教师的一个试验做失败了，受到许多同事包括中老年教师的批评、责难。寸树声马上站出来说：“既是科学试验，就应该允许失败。失败也是一种结果，它可以告诉人们此路不通，这种设想有错误，教人们以后不要再走这条路。这也是有益的。”他的支持大大地鼓舞了青年教师。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寸树声抓了许多科研工作。云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几个研究所，如西南亚研究所、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等，都是在他的领导、关怀、支持下成立的。这些研究所，今天之所以取得很大成绩，有坚实基础，能成为今天云大的重点学科、重要基地，与寸树声当年的卓识远见和他的亲自领导、关心、支持是分不开。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寸树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各种反动的黑暗势力斗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努力改造思想，坦诚地检讨自己的前半生。他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北平沦陷后我不是去延安而是去了西安呢？他总反思自己的不足，苛求自己。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表示要用工人阶级的新思想来武装自己，做个名副其实的人民的教育工作者。1951年，他当选为昆明市第三届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他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云南省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1955年后，又当选为云南省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至1978年，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1959年至1978年，连续当选为云南省第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他还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

1956年，经李广田介绍，寸树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寸树声更是严格要求自己。1956年，已经60岁了的他，为了帮助知识分子观察与了解社会生活，他以民盟云南省主委的身份，带领60余位大、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盟员到开远、个旧厂矿进行参观考察，让他们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扩大对社会的了解，增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责任感。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他利用自己身为民盟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条件，极力保护一些同志，使这些同志免于被划为“右派”。1960年，高治国同志到云南大学任中共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高治国对寸树声说：“统战工作由你来管好。我支持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负责。”多年来，他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为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参加国家建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为学者的寸树声，早年从事教育，曾长期从事农业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写有《农业经济学》讲义、《经济政策》和总结他的教育思想、社会工作思想与经验的《两年半的乡村工作》等著作。但繁杂的社会活动、行政事务和动乱的社会，使他不能静下心来做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是他留下的散篇，这是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事。当然，我们也知道，寸树声的研究和“著述”，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了，而且很丰富。

寸树声高尚的品德和为人使我们不能不敬佩他。但晚年的寸树声，却同样不能逃脱“文化大革命”的厄运，他仍遭到批判、斗争、侮辱，被抄家、罚跪、“劳改”，他甚至被说成是“日本特务”，遭受毒打。但他始终与党是一条心。这些侮辱、毒打都没有打掉他的信念，让他产生哪怕是一点动摇，他始终相信中国有光明的前途。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他赴京参加全国五届一次人大和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仍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高兴极了。他说：“有党的正确领导，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完全有把握！”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作为一个青年，我有幸在寸公身边工作了十几年，得到他不少的教益。1963年，云大对全体干部进行考核。在考核会上，寸公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年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倍加赞扬，他说：“小胡这个人，爱学，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不懂就问，见人就问，一个人只要这样，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今后就会有出息，有前途。”这句话鼓励了我一辈子，使我受用一辈子。我想，我今天能做一点工作是与寸公的教育鼓励分不开的。

寸公的高尚品格也教育着我们年青一代。寸公逝世前，身体不好，患白内障，走路很不方便。他常要到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看病。我知道他常要去看病，走路又不方便，便给他说：“寸副校长，你走路不方便，要去看病，只管给我说，我现在在办公室，还有一点派车的权力。”但他总是笑着说：“不必了，我们（指和他的夫人陈茂耘）像散步一样，走走，也锻炼了身体。”他始终没有因私事要过一次车。

寸公的死，也是和他不用公车有关。1978年2月，他去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回来，省委安排他传达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精神，又安排他接待贵州省代表团，工作十分繁忙，连续几天住在连云宾馆，连夫人也没见到。最后一天晚上，他仍在宾馆陪客人看电影。电影结束，天下起了小雨。夜已深，82岁的他，本来会务安排车送他回家，但他拒绝了，说：“不用了，我家就在青云街，几步路就到了。”他冒雨回家。半夜，他发烧了。夫人陈茂耘要打电话找车队要车，想送他去医院，他不准，说：“半夜三更，要什么车！别麻烦驾驶员！一点感冒，明天再去看。吃点药就行了。”哪知，这82岁的人，几天连轴转：昆明—北京—昆明，每日开会、接待客人，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透支体力，一旦生病便难以恢复。第二天在朋友们的强迫下送到医院，他已烧成肺炎。在医院天天用药却降不下温来。最后，肾功能衰竭，吃什么药、打什么针都不起作用，反而使毒素排不出来，导致尿中毒。他的老朋友，著名外科专家蓝瑚教授对我说：“寸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

寸公的为人教育着我们，使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丰富的，这就是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

本文是2000年应民盟云南省委纪念政协成立50周年编辑《云南文史资料》专集而写。写作时参考了寸树声的《两年半的乡村工作》，陈茂耘的《追缅寸树声同志》、尹文和代表腾冲县教育局、益群中学在纪念寸树声先生百年诞辰会上的讲话《为人师表，爱国爱乡典范》《益群中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刊》等书及文章、讲话。但《云南文史资料》发表时仅取了解放后的一段（载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编《风雨同舟五十年》，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现全文收录，并向引文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