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浙江大学发生学潮,驱逐校长郭任远。起因于当时日寇侵华,东北失守,引起大学生不满,纷纷组织请愿队赴南京,要求政府抗日,学生誓为政府后盾。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学联”(全国大、中学校学生联盟)呼吁大中学生晋京请愿。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响应,于是全体学生,包括大学部、高工和高农于某日(已忘记日期)清晨七时齐集杭州城站,预备搭乘八时的特快车去南京请愿。我们住在华家池的学生天未亮就吃完早餐启程,结队步行一小时余抵城站,杭州校本部的同学早已到了,我们排队整齐,站在月台前铁轨上,不久火车来了,停在站外不进站,不住鸣笛,后来又退回去了。我们知道站方下令停开火车。更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全部学生代表昨夜被捕,唯独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大四森林系)是漏网之鱼。他站在月台上报告:“昨天午夜,学校的斋务员(现称宿舍管理员)率领警备司令部兵员,悄悄地进入宿舍,直到床前摇醒熟睡中的代表,要他穿好衣服,到司令部去,这样一个个代表被捕,没有捕错一人,因斋务员熟悉代表们的床位。”他那夜也睡校本部宿舍,一个晚上换了三张床,才避免此劫。他说:“太不应该了,学校怎么可以让军队入校逮捕学生?”全体同学哗然,大呼两句口号:“爱国自由!”“释放被捕同学!”警备司令部变本加厉,派来大批军队,分别站车站两端铁轨上,他们的人数两倍于我们,预备两兵夹持一学生,拖回学校。他们站在那里唱军歌,声势浩大。
许多杭州地方人士来城站劝我们回学校去,我们只是喊口号。后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老师(他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弟弟)到城站相劝。我们要求他去保释全部被捕代表,他答应后就去了。不久陈馆长陪同全部被捕代表到城站,施主席宣布:“现在已是下午四时,看来不会有火车来往了,站在此地无益,我们回校开会去!”
于是我们整队返回校本部,心里不是滋味,进入礼堂,开全体大会,一致认为郭任远荒唐,竟想用武力摧残爱国运动,虐待学生,不配做我们的校长,获大多数票通过。会中决议:(1)为了团结,农学院和高农同学搬到校本部住;(2)追认由代表会选出的侦察队长和纠察队长各一人。全体同学为会员,纠察队长就是吾校抗日名将刘奎斗兄(现在台北)。他登台报告:(1)学校警卫由同学担任,两人一组,守卫大门,校警协助,旁门锁闭。(2)警卫班八小时一班,一天三班,由同学轮流担任。(3)遇有“情况”,请各同学听到钟声,立即放下工作,齐集校门口,钟声是紧急集合的信号。但是侦察队长是谁,我们始终不知道。傍晚,我们回华家池取来铺盖,在校本部教室住宿。
次晨开全体大会,主席报告上一夜代表会讨论的事项,要在大会上通过,忽然钟声大鸣,大家冲出礼堂,往大门疾奔。原来郭任远来学校,校门(铁门)被警卫同学锁了。郭正下车向警卫同学交涉:“我是浙大校长,为什么我不能进入学校?”同学们大叫:“你已不是我们的校长,滚!滚!”他只好悻悻然坐车回家了,我们回到礼堂继续开会。有人提议:“我们应该请教授们来上课,校政也需有人主持。”决议聘请郑宗海老师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天起,我们开始在校本部上课,由高农代表去华家池请来老师。高农老师都是浙江大学毕业生,很同情我们,并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底。
第三天晚上,我们又开全体大会,主席说:“侦察队长有事通报,由文理学院一位女代表代为报告。大会议决各事,郭任远立即就知道了,显然同学中有奸细!”同学大哗,她又说:“已侦察到文理学院有一位女生是郭的小姨,她是奸细!”又有同学发言:“怪不得那天会上她极力反对驱郭。”同学们大叫驱逐她,于是侦察队长联络女代表去请她离校,她不肯,女代表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动手收拾她的行李,送到校门口,连人一起撵出校外。(www.xing528.com)
第四天我们刚起身不久,钟声又响了,大家向大门口直奔,原来郭任远的汽车要加油,我们大叫已经不是校长了,还想加油?就问司机加了油到哪里去?司机说:“好像去南京。”得此消息,代表们开紧急会议,讨论郭任远去南京的意图,显然要向教育部报告学潮经过,请教育部支持他,当时他和陈立夫关系密切。怎么办?有代表提议:“农学院的陈迟同学是陈立夫的公子,请他去南京向父亲陈述学潮经过,要求他父亲代向蒋介石陈情,换一位校长。”同时会中讨论:如果坐火车进京,可能会遇到不测,郭任远爪牙众多,不能冒险。决议包一辆小轿车由京杭国道去京,既迅速又安全,但是旅费呢?于是发起由全体同学负担,集腋成裘,八百多同学负责一人路费轻而易举。陈兄成行了,郭任远不知道。
三天后陈兄返校报告,任务圆满达成,蒋介石认为郭任远处置不当,他还说要亲自到杭州来了解。
蒋介石来校了,由主席施尔宜等三位代表陪同进入礼堂。事先我们把长椅搬到礼堂墙边,大家站立听训。那时是寒冬,我们全校同学都穿黄色呢制服加呢大衣戴军帽,他穿得很单薄,上了讲台,全体同学肃立,他对我们注视良久,目光炯炯有神,然后开讲,大意是:“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希望你们培养开阔的心胸,激发创造能力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战争是破坏,大大的破坏,我们在万不得已时才不惜牺牲一切,奋起抗战。日本侵略我国得寸进尺,教人忍无可忍。我主持一国政务,一直在准备——军需、粮食、日用必需品等,同时加紧训练军队,等这些准备得差不多时,才和日本鬼子一拼,希望全国同胞团结一致,支持政府,抗战到底。”讲毕他步出礼堂,主任委员郑宗海先生迎上前报告:“学生们已经上课,由我暂时维持校务。”蒋介石点头说:“好,好。”寒假过去,我们已正式上课,郑老师也由教育部聘为代理校长。
不久,教育部正式派竺可桢先生为浙江大学校长。他来校后校务一新,作风开明,深为同学敬仰。那年(1936年)夏季,我们毕业了。浙江大学高农乃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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