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秦通史的写作史，在《秦史稿》之后，还有一些著作值得重视。在《秦史稿》出版后不久的1986年，王云度先生著有《秦史编年》一书，继承的则是编年体史书的传统，除了史料辑录，还利用了清代以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文献的利用方面，也对研究者带来了很大方便。[19]在此基础上，王先生后来又作成《秦汉史编年》一书，[20]并与张文立先生合著《秦帝国史》。[21]在历史学者之外，考古学者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他们的著作并不多。秦文化考古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斗鸡台的发掘开始，到1949年以后资料不断增多，研究不断深入，这给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中国，考古学是被归入到大的史学范畴的，因此考古学者涉足历史领域是非常正常的。2002年，吉林大学滕铭予先生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一书出版，这是一本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论述、复原秦史的著作，作者以考古与文献资料相印证，来论述西周至秦代的社会变化，其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以及苏秉琦国家起源理论的影响明显。从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秦文化的总体特征与阶段性，作者至少从物质的层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历史阶段秦文化的变化情况，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她给我们提供的，是另一种秦通史。[22]
由于秦的短祚和秦汉之间的联系，许多著作把秦、汉打通来写，例如吕思勉、[23]钱穆、[24]田余庆、[25]翦伯赞、[26]林剑鸣、[27]田昌五、安作璋[28]等先生都著有《秦汉史》，海外译著有《剑桥中国秦汉史》[29]《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30]，还有《秦汉史略》[31]《秦汉史话》[32]这样的著作，其中都有秦的部分。研究秦史，这些著作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剑桥中国秦汉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值得重视而需特别提及的。作为海外看中国的著作，其视角显得不同，与上述中国学者的论著相比具有不同的书写方式；作为“局外人”，作者的一些具体观点也值得借鉴。
《剑桥中国秦汉史》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翻译，秦的部分即第一章《秦国与秦帝国》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撰写。作者重视从技术、人口、地理、文化思想等角度分析帝国的发展，也擅长对史料、史实的分析，例如对于秦胜利和崩溃原因的分析，就显得独到。但秦的部分显得分量较轻，并如李学勤先生在译序中所指出那样，本书分析较多而叙述史实原委不足，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的生动论述，比起传统《史记》《汉书》的写法，稍显逊色。[33]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翻译，本被多所大学作为教材，这是笔者知见国内秦汉史著作最新的一种。除了对基本历史线索的叙述，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它的视角和相关分析方面的新意。在本书中，区域地理及风俗、独裁的产生、都城、性别、外族等，都是作者的视角。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者也有比较新颖的看法。例如作者认为，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下的范雎改革，造就了国君个人权力的集中，这在诸侯国中是没有的。[34]另如山东诸侯、汉对秦看法的变化。在战国中期以前，秦的文化上承西周，秦并不认为自身是“蛮夷”，但在公元前300年后，山东以及汉都认为秦为一种更加落后的文化。这个评价与历史事实有些不符，但对秦族群身份评价的阶段性变化的注意，还是给人以启发。[35]与其他秦汉打通来写的著作一样，本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秦汉连接，可以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来观察秦史，以后视前，可以得到更加明晰的认知。例如，作者认为，秦在政治上对于地方势力并没有根除，这是秦亡的一个原因，而只有到了西汉建立半个世纪之后，政治上才归于统一，汉才从“秦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作者指出：
秦的第一代皇帝没能有效地根除地方势力派别，没能确保人们普遍接受一个绝对专制的权力。秦始皇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对其他区域的统治，而且由于秦坚持它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阻碍了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帝国。旧的战国时代的统治家族和豪强大族在推翻秦朝的起义过程中扮演了执行人和外交官的角色，汉代后来的分封制度也承认了古老的战国时代的这种经久不衰的现实。一个真正的帝国统治的出现，需要有相当大的变化。
……
只有到公元前154年朝廷击败了诸侯之乱后，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政治的统一使得汉朝在几个根本方面逐渐从秦的模式中解脱出来。[36]
所谓“秦的模式”，其基本事实就是秦对山东旧的政治势力并未从根本上整合，山东六国旧地并没有完全接受秦皇帝的权力，从新出的张家山汉简、岳麓简来看，统一后的秦，其本土关中与山东地区在政治、行政，甚至文化方面都存在着差别。又如上引文中多次提到的分封制，研究秦史的学者，多关心的是帝国形成的线索，即关注中央集权的形成，在地方上关心的只是郡县制，而对地方上分封等史实，则关注不够，像古代马端临、[37]现代杨宽先生那样的类似研究[38]并不多见。最近有崔建华博士的相关论文指出，战国时代秦之封君大约是集权政治在地方的另一面，其对于后来秦始皇时代郡县制与分封制之间的争论、秦始皇最后选郡县而不封建，也是起了作用的。[39]而按陆说去推测，汉代初年的分封，应与他所指出的汉代把经典儒家信条作为国家学术正统一样，与秦相较，是一种更为狭隘的做法。[40]笔者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研究，有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
通观秦史研究，无论是《秦史稿》那样的秦史专著，还是秦汉史专著中秦的部分，数量都十分有限，说明秦断代史专著的稀少。除此之外，已有的著作多是单薄而不系统。另一方面，当下的秦史研究，也存在着对象分散并严重依赖资料的弊病。这些弊病，首先是“碎片”与“断片”化研究的并存。笔者不否认微观与局部研究的基础价值，但不能多数学者并长期做这样的研究，在资料与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是需要做大的宏观的研究的，这样的研究其实也是微观、局部研究所需要的，二者是互相帮衬的。可是，在《秦史稿》问世36年后，还没有一部可以替代的秦通史出现，这个间隔的时间未免有点长了。其次是对新资料的过分热情，其中不排除功利心态下的“跑马占地”。[41]以笔者之见，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无非两类：一是新出土或发现、认定的资料；二是由于视角的转化而对旧资料的新解释。其实对中国历史发生更大影响的，还应是传世的资料，这个情况要求研究者应更加重视传世基本资料，去不断发掘其价值，在发掘中求新。在此，学术思想、理论视角的转换是最主要的。对一个学者来说，关键也不是看他占有了多少资料，而是通过已知资料归纳、演绎和推理，即从已知推未知的能力。现在的情况却经常被颠倒过来，新出的考古、简牍资料成了秦史研究的热点，人们经常对新资料加以热捧并夸大其价值，对中国历史中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更大影响的传世资料却相对冷落，很多人更不会去重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比掌握资料更重要的理论、科学思维的培养，表现得十分急功近利。在学问上，最终表现为无格局、无视野、无学术良心，对一些狭窄冷僻的领域十分热衷，纠缠于细枝末节，有专无博，忽视了历史的基本面，没有“大历史”的概念，在研究历史时多了一些“混饭”意识，仅满足于文章的发表和学术“名号”的获得，却少了些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感。
鉴于上述通史性著作的缺乏以及秦史研究的现状，秦汉史学界确实需要一部《秦史稿》那样宏观的、整体性强并能夺人心魄的著作。
秦史中最应该重视的是哪些方面呢？或者说，要写一部秦通史，最应该关心哪些问题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秦对中国甚至世界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来考察，这可从两个侧面来体现。
一是族群。作为一个“边缘”族群而入主中原，秦人无疑是历史上最为耀眼的此类族群之一，或者说是最为耀眼的。提起这样的人群，我们自然会想起此前的商、周，此后的拓跋鲜卑、蒙古以及满洲等人群。相对于起源于东北以及蒙古草原的上述诸族，与秦人最为相似的是周人，二者同起于西北高原，向东发展而建立功业。周以人文立名，秦则以政治显赫。作为一个族群，秦人无疑是最成功的。所以，把“秦人”当作一个族群现象来分析，应是治秦史最重要的视角之一。[42]
二是政治与行政制度。秦统天下、建立集权制国家，废封建而行郡县、以官僚制代替世袭制，政治与行政影响延续两千年，在秦实现的这样的历史转换，曾被许多史家称道。至于秦的所谓“苛政”“暴政”，里面有汉代以来的主观导向，并不足以抹杀秦人的历史功绩。
族群与政治，属于秦史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若能以此为纲，旁通根延，整合文献、考古和古文字等所有材料，采取实证、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必能写出一部宏大完整的新秦史。笔者殷切希望有一本秦史，既有有趣优美的叙事，又有鞭辟入里的分析；[43]有理论深度却能少点枯燥，少一点图表公式以及数据罗列，让人感受不到那么多的学院气和艰涩难懂；它的受众，不是赠送加销售都不过数百册的学术圈子，而应是更为广大的读者群，最好是成为畅销书。[44]
时下，虽然所谓的马列史学，例如“历史规律”、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等等，[45]受到了许多诟病和冷落，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否定马列史学的成就，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成果；我们也不能舍弃历史背景去谈学术史。况且，经济关系、技术等层面，还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由此去分析更高层面——上层建筑，这个视角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革”以前的中国大陆史学，也不是一片空白。前人的一切探索，即使是错误的，都是我们前进的阶梯，史学发展的过程，只能是历史哲学所说的“扬弃”，即在继承中发展，而不是别的什么路径。所以，对于秦史研究来说，对林先生那样的前辈的学术成就的继承与总结，就是十分必要的。随着学术的进步，新的秦史著作无疑会出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史稿》不会随着新的同类著作的产生而被遗忘，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它将会一直是秦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对于九泉之下的林先生来说，这既是最高的荣誉，也是他生命的延伸。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本文原以“《秦史稿》对秦史研究的学术推进”为题刊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有所改动）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8）
[2]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林剑鸣：《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林剑鸣：《秦史稿》第468页“后记”。按本“后记”写于1980年12月。
[5]林剑鸣：《秦国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6]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7]据王遽常《秦史》“凡例”、第308—310页王遽常子王平孙执笔“后记”所述。王遽常：《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8]马非百：《秦集史》（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马元材（非百）：《秦始皇帝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根据马非百《秦集史》“自序”。
[10]马元材（非百）：《秦史纲要》，重庆：大道出版社，1945年。
[11]见《秦集史》“自序”。
[12]黄灼耀：《秦史概论》，广州：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历史系，1947年。笔者所见为书林书局2015年影印本。
[13]黄灼耀：《秦人早期史迹初探》，《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
[14]邹贤俊：《评〈秦史稿〉》，《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5]林剑鸣：《秦史稿》，第14—20页。(www.xing528.com)
[16]林剑鸣：《秦史稿》，第52—53页。
[17]林剑鸣：《秦史稿》，第27页。
[18]林剑鸣：《秦史稿》，第103—107页。
[19]王云度：《秦史编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
[21]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另外还有何汉《秦史述评》（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杨东晨、杨建国《秦人秘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数种。
[22]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23]吕思勉：《秦汉史》（上、下册），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
[24]钱穆：《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
[25]田余庆：《秦汉史》，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62年。
[26]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27]林剑鸣：《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9]［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按本书鲁惟一撰写的《导言》、卜德编著的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与秦相关。
[30]［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31]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32]罗世烈：《秦汉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33]［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1—4页李学勤“译序”。
[34]［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36—39页。
[35]［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39—46页。
[36]［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61、67页。
[3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六五《封建考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8]杨宽：《论秦汉的分封制》，《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收入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0—145页。
[39]崔建华：《秦统一进程中的分封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40]［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54页。
[41]彭卫：《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2]前几年，笔者曾以此为视角，把秦人作为一个族群现象，作了初步的探索。见拙著《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十一章《谁是“秦人”——族群关系背景下的秦人历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0—366页。
[43]近年，李开元的几本著作如《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在这两方面结合较好，语言也通俗易懂。
[44]例如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5]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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