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出版于1981年2月，[2]至今已经36年了，还是我们研究秦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2009年，此书又经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先生担纲，由赵宠亮、韩帅等青年学者重新核正而列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再版。[3]
《秦史稿》是林先生在1980年以前“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写的，可以推测，其写作时代，就应该是“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大的时段内。本段历史是大家都熟悉的，其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国家领导人去世、“四人帮”覆灭、改革开放，等等。对于身处高校的林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应该还加上恢复高考制度这样的事情。任何对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就其时间和重要性来说，都可称为历史的节点。这段时间恰有如此多的大事，使其在中国历史上超越了一般的节点，其实不亚于一场场革命。如此大而多的社会变动，对人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林先生却能在“动荡”中求得安宁，“孤灯寒月，盛暑挥汗，严冬呵冻，而未尝辍笔”，[4]在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并走向“昂扬”阶段的开始，在许多人还在懵懂、逡巡之时，林先生就以坚韧的毅力、敏锐的学术嗅觉，拿出这本沉甸甸的著作，实在是超乎常人而足以让人吃惊和佩服的。
与《秦史稿》同时出版的，还有作为《秦汉史研究丛书》一种的《秦国发展史》，后者应是林先生在《秦史稿》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所述为建国前秦人传说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的一段历史，主要叙述的是春秋战国间的秦史，即秦国阶段的历史，而对于统一后即秦帝国阶段的历史则未涉及，可以看作《秦史稿》的简化版。[5]在林先生之前，进行秦通史撰写的学者，根据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的辑录，主要有章嵌、王遽常、马非百和黄灼耀几位。[6]章嵌所著《秦史通瀓》笔者未见，不能置评。王遽常先生的《秦史》，始作于1926年，历经半个多世纪，“长编”、初稿都因社会纷乱而遭到焚毁，在1987年终成现本初稿，又经友人、后学和子女校理，于1992年完毕，2000年正式出版。[7]王书《秦史》，虽然比林先生《秦史稿》出版为晚，但动手则要早得多。王书在秦史“长编”、考证方面都有成就，但仍属仿《汉书》纪传体而作的断代史著作，体例上并无大的突破，材料也基本局限于文献。王书的第一至六章，即所谓“世纪”的部分，其实就是辑录的秦通史，对读者来说最为有用。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也经过了长时期的孕育和努力，此书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收集资料，至于1979年方成初稿。[8]在本书之前，马先生曾著有《秦始皇帝传》、[9]《秦史纲要》（上册）[10]印行，前者有《秦集史》的部分资料，后者是基于作者在山西大学讲授秦史时学生所做笔记，这两种书由于内容与发行有限的原因，都不如《秦集史》影响为大。《秦集史》的体例，按照马非百先生自己的说法：“一本《史记》《汉书》成例，并参照《文献通考》及《绎史》两书，以期于新旧都能衔接。内容分纪、传、志、表、录、图六个部门，部又分属。”[11]他的基本做法，就是按照事类或人物，收录从传说时代到秦亡阶段一切秦或与秦相关的资料，再以按语的形式加上自己的看法。《秦集史》是当时收录秦资料最全的总集，至今无可替代。黄灼耀所著的《秦史概论》，是其在广州文理学院历史系的讲义，于1947年印行。[12]此书虽然简略，但于秦史的基本线索，以及文化、学术、政治思想、宗教和文学艺术，都有概述，并部分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不乏真知灼见。黄灼耀后来还有《秦人早期史迹初探》一文[13]行世。他的《秦史概论》在早期的秦史著作中，理应受到重视。(www.xing528.com)
王、马之书，主要在于传世文献的辑录，加上一些考证，可以省去研究者翻检之劳，这是二书最大的贡献。相较而言，马书比王书所用资料更多，比如部分的古文字资料。从体例和路径来说，二书的特色大致可归为：祖述史汉、效法乾嘉，走的还是传统史学的道路。黄书则兼有叙述、归纳和考证，比前二者偏重文献的辑录，在论证方面有其所长。除了王、马、黄之书，在《秦史稿》出版之前以及后来，专门的秦史著作凤毛麟角，非常少见，这也决定了《秦史稿》的价值。《秦史稿》的属性和定位，如评论者邹贤俊所指出的那样：“《秦史稿》并不是秦皇朝的断代史，也不是一般的民族史、地域史和国别史，而是一部系统叙述早秦—秦国—秦朝的史书，乃是一部秦通史。”[14]本书是林先生以马列史学理论为指导，在秦史领域突破旧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和模式的开创性著作。从本质上来说，《秦史稿》并没有超出马列史学的范畴，还是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叙述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方面，讲的是历史中的大事件，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则较少着墨。此书写成于1980年以前的数年之中，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构思，在林先生的大脑中，应该在更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对于本书的评价，我们不能超越时代、舍弃当时的具体情境去评价，不能用时下所谓的“现代”“国际视野”等时髦的名词去分析，而只能以史观书。在“文革”后期以来史学—政治密切关联的体制内，《秦史稿》已经做得足够客观和新颖了。在基本的方面，《秦史稿》自然要高于王、马、黄之书。就是相较于此前的多种秦汉史、古代通史著作中秦的部分，本书也是有所超越的。故本书所代表的，大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秦史领域的最高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因为此书所具有的时代性，才有了长久的学术生命。
对于林先生来说，本书是他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现在看来，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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