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对我们印象深刻的教诲，是鼓励我们立大志，存高远，多出成果，成名成家。我于1987年7月11日星期六日记追记：“7月9日下午，我和张铭洽到高扬、林剑鸣二先生家拜访。高扬身患癌症，已至晚期，癌细胞向全身开始扩散。”“（林先生）完全是一种蓬勃向上、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人，林老师在事业上也如日当午，正在走向顶峰。林老师教导我们立志要立大立高，成年人，不能再按部就班去学，要向成名成家奋斗，现在就要为写书做准备，将来出一本关于某一方面的专著，成为专家。杂家不易出名，只有专家容易出名。例如我可以在青年史、婚姻恋爱史方面成家，张铭洽可写部《中国迷信史》。林老师说，今后中国授学位，一定会走日本的路，看成果，重能力，有书，有著作，就授学位，无东西，就靠边站。林老师说：‘你们不要只盯着学位，在学位上下功夫，应把眼光放远一点，即使拿不到学位，以后照样出东西。到时候成果多了，学位会送上门来。’说到我们的外语学习，林老师认为外语教学应改革，不能死扣（抠）语法，而应在实际应用上下力气。笔译比口语更重要（对我们而言）。……林老师认为，我们的专业水平，不比应届毕业的研究生差。林老师的话，使我们茅塞顿开，深受鼓舞，衷心感谢导师的鼓励。”时隔近30年，翻检故纸堆私人日记，重温先生当年的教诲，令人感慨万端。
《日书》研读班结束时，林先生给我们进行了学术分工。我在拙作《秦简日书集释》“后记”中记载：“《日书》研读班结束之际，林老师指导我们在今后《日书》研究的方向上进行大致分工，根据自愿，年龄较长的大师兄张铭洽主要研究《日书》的天文历法和占卜术；张岂之先生的博士生李晓东与其妻黄晓芬专攻《日书》思想文化及鬼神观；长于钻研的贺润坤侧重于精研《日书》的经济政治；我选择了《日书》的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婚姻、家庭、生育诸问题。我之所以选此方向，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新婚宴尔阶段，妻子怀孕后我们又放弃了这个生命，我为这个被剥夺了生命机会的胎儿起名叫‘痛春’。在这种情景下，我对《日书》‘生子’‘人字’‘生’几章内容产生了极大的钻研冲动。”[6]
林先生对我们曾寄予厚望，他在《日书》研读班集体研究成果《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一文的“附记”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余一九八五年访日，应邀参与关西大学之木简研读班，受益匪浅。后至东京早稻田大学，为关东地区学者作简牍研究之演讲。与古贺登教授晤谈之际，有共同研读《日书》之动议。继闻古贺先生欲师事卜者为研读《日书》之准备，且有位居讲师，衔为博士之青年学者十余人与其事焉。悉此，余心慨然。敬谢不敏之余敢不勉力！遂于归国后，有《日书》研读班之举。志于学者青年五七人，每周两次聚于敝研究室，风雨莫阻，持续数月，终克其事，乃由胡君正明捉刀，吴君小强杀青，集共同研究之心得，成此论文一篇，系初步极肤浅之认识，意在引起国人对《日书》研究之重视。余于天文、历法、卜巫、祭祀之学，茫然无知，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方家教正之余，翘首以待精研《日书》之论者源源不绝，免‘江东无人’之诮，则敝研读班及拙文之短长复何虞哉！
林剑鸣
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于西北大学[7](www.xing528.com)
林先生不仅策划和主导了《日书》研读班的创办，而且率先垂范，在《日书》研究领域进行了开拓性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生向国内外学术界介绍了《日书》研究的学术史，即《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介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年第3期）、《中国学者日书研究的现状》（《史滴》第11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90年1月），先后发表多篇探究《日书》的重要论文，如《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等。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公布后，林先生又撰写了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放马滩秦简《日书》的比较研究论文：《〈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举办《日书》研读班是林先生生命后期的一项学术创举，此事在其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在《秦简〈日书〉校补》（《文博》1992年第1期）一文中曾经再次提及《日书》研读班，感慨其成员“风流云散”，“不知所往”。[8]
在林先生的指导与感染下，《日书》研读班的成员也不负先生的嘱托与厚爱，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展了《日书》再研究。例如，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张铭洽《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杨巨中《〈日书·星〉释议》（《文博》1988年第4期）、贺润坤《从〈日书〉看秦国的谷物种植》（《文博》1988年第3期）、《云梦秦简所反映的秦国渔猎活动》（《文博》1989年第3期）等。笔者也发表了《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从云梦秦简看战国秦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论秦人宗教思维特征——云梦秦简〈日书〉的宗教学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秦汉史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从〈日书〉看秦人的生与死》（台湾《简牍学报》第十五期，1993年12月）等小文。其中拙文《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被杨善群校补的《秦会要》所引注。[9]《日书》研读班的成果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自此之后，简牍学界关于《日书》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随着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的全文公布和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发现，《日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蔚为可观。
在林先生举办《日书》研读班之前，关于《日书》的研究论文，只有李学勤先生《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等寥寥数篇；研究专著，则仅有饶宗颐、曾宪通二位先生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问世。《日书》研读班创办之后，有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先后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战国秦汉简牍的大量出土，林先生创办《日书》研读班的形式被学术界逐渐认可和推崇，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西北大学黄留珠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怡先生等，均曾举办过简牍研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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