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书》研读班：探索秦史的崛起与统一

笔者在1986年4月23日星期三的日记中记载：“星期一下午（4月21日），林老师带领我们开始研读云梦秦简《日书》，王治（智）给大家每人复印了一套《日书》，黄晓芬介绍了《日书》研究概况，李晓东讲了《周易》及筮法，这对夫妇的讲解，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张岂之校长的博士研究生李晓东对《易经》颇有研究。”《日书》研读班应始于1986年4月21日。其成员有林剑鸣先生及王智、李晓东、张铭洽、张懋镕、吴小强、杨巨中、屈建军、贺润坤、胡正明、黄晓芬等。先生为导师，成员中王智来自华清池博物馆，李晓东为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张懋镕为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青年教师，杨巨中来自西安市电大，黄晓芬来自西安市文管会，张铭洽、贺润坤和我属于课程班学生，屈建军、胡正明是全日制秦汉史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卢飞鹰同学因病休学半年，未参加研读班。研读班学习用的秦简《日书》底本，系文物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云梦睡虎地秦墓》（精装本）所附竹简《日书》甲乙种图片及释文，由研读班王智同学提供复印件。大家推举同学中年龄最长的张铭洽担任《日书》研读班班长。张铭洽出自书香门第，其父为西北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张西堂先生，与林剑鸣先生同住西大新村，两家相距不远，铭洽同学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利，因此与先生来往频繁，过从密切，对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思路理解透彻，并及时透露给我们。

林先生为何要选择秦简《日书》作为研读的对象？这要从先生的学术眼光和研究视野说起。先生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先生，深受其“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观点的影响，致力于探索将出土考古资料与传世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之路，在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1983年再版）中，大量引用出土文物资料，以佐证其学术主张。先生尤其重视出土简牍文献，如1975年发现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所出秦代竹简。利用睡虎地秦简法律资料，发表了《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等一批高水平论文，“成为当时利用考古资料考察秦史卓有成就的先行者之一”。^[2]

林先生认为，“文献资料相对较少”“是研究秦汉史中特有的困难”，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加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对原有的文献资料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用外，更重要的是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所谓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对以前未被利用的资料认真加以鉴别、研究，发掘其中可供秦汉史研究的史料。如有一批古籍长期被视为‘伪书’，而被史学家弃之不用，事实上有些书并不‘伪’，或非全‘伪’，只不过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添进后人的作品，即使后人伪造的古籍，其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西京杂记》即属于这种情况”。他还强调“这不是主要途径”，“更重要的新资料来源应当是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近十余年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及有铭文的礼器、兵器及其他文物”。先生敏锐地看到这些新史料的价值：“这些史料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数量多，如秦汉简牍就数以万计，内容丰富；而且这些文物上的文字不像现存古籍上的文字那样，经过千百年无数次的辗转传抄，讹误在所难免。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多系第一手材料，保存着书写时的原始状态，其史料价值尤为可贵。”因此，他认为“应当更加重视对考古、文物资料的利用。在秦汉史领域中，某些方面的文献资料极少，而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资料则可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他举例说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使研究秦代法律的成果纷纷出现，如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指出：“这说明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为秦汉史研究提供的史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秦汉史的研究不断吸取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就可以弥补文献不足的缺憾，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极丰富的资料供研究、利用，这是今后研究秦汉史的重要途径。”^[3]

林先生特别重视出土的秦汉简牍资料，指出：“由于各种原因流传下来的古代简牍，是研究当时历史的珍贵资料。简牍上保存的资料，是任何一种已有的文献所不能代替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后人的辗转抄写，保持着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如是古籍则为最古的版本；如是其他方面的文书，则多为现有的古书所未载，尤其是有关具体的制度、一般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简牍上所提供的远比文献资料都丰富得多。所以，研究古代史，特别是研究战国秦汉史，绝不能忽视对简牍的研究。”^[4]林先生把目光投向了尚未被学术界关注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当时，关于睡虎地秦简的法律文书研究是“热点”，而《日书》因被视为“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的产物”，处于“冷藏”状态，乏人问津，仅有香港饶宗颐先生及大陆李学勤、曾宪通、于豪亮等曾经参与整理睡虎地秦简的极少数专家进行过探索。林先生敏锐地发现了《日书》这一学术宝藏的价值，先生与我们讨论时提及敦煌的例子，学术界一度流传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心激发了先生，也激励了我们学生。为了使秦简《日书》免遭敦煌遗书的命运，先生慨然决定，举研读班全体成员之力，以集体攻关方式，攻克《日书》难关。(www.xing528.com)

秦简《日书》之所以未受当时大多数学人重视，也有其客观原因，即《日书》本身属于卜筮时日吉凶之书，可归入《汉书·艺文志》所列数术类图书，文字古奥，一词多义，颇为难解，令人视为畏途。饶宗颐先生说：“《日书》因为带上日者神秘的色彩，向来被目为天书。”（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卷前语）林剑鸣先生也说：“《日书》之难，如读天书。”（林先生主持《日书》研读班时语）先生决心迎难而上，带领我们读通《日书》，解开这一学术之谜。

《日书》研读班仿效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主办的《木简》研读班形式，每周利用两个半天，每次研读活动均由林先生主持，由研读班成员轮流领读领释《日书》简文，其他成员则围绕领读者的意见进行讨论，自由发言，不设任何条条框框约束，最后则由林老师进行简要小结，甄别正误，梳理源流。笔者曾在《秦简日书集释》“后记”中写道：“林老师每次研读都参加，既以导师身份主持讨论，又以成员角色参与研读。我深感林老师身上所具有的大学者风范魅力，谦虚平易，毫不以专家自居，真正是我们治学做人的楷模。沐浴在林老师所营造的自由轻松的学术氛围之中，我们研读的兴趣日益浓厚，起初那种畏难情绪消融了。”^[5]这是我们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