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民
林剑鸣先生离开我们20年了，但是我还是不习惯这么称呼，觉得有点儿生分。我们以前当面或者背后都称林老师，现在熟人之间仍然是这样。其实我不是林老师的研究生，也没有想混进门生行列的意思，就是觉得这样亲切。因为林老师对学生格外亲切、平易，称先生倒是对林老师尊重的分量加重了，但总觉得增加了一些距离感。毕竟在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推崇民国范儿，就是在高校，称先生的也不太多。怀念林老师，首先想到一次送别，还是永别。
记得大概是1988年的秋天，我到北京查资料。林老师那时已经调到中国政法大学，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王子今兄约我一起去拜访。子今兄是林老师的入室弟子，跟着他一起去，只带着耳朵就好了，没有负担。因为我一向没有多少自信，害怕单独面见学界前辈，所以欣欣然与子今兄同去。都谈了些什么，早已忘却。就记得林老师那么大学者，住一间筒子楼宿舍，一张单人床。林老师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子今老兄和我就坐床上，交谈有一两个小时，其余再无印象。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后连锁反应而来的送别。
那天和子今老兄一起离开林老师的宿舍，回到住处以后发现，我随身带的一个包遗落在林老师那里了。其实那个包搁现在也就算了，就是那种黑色人造革的手提包，里面也没什么重要东西，只是因为那还在物质匮乏的80年代，任何一件物品都值得珍惜，遂于第二天自己又去了一趟林老师宿舍。去了和林老师没多聊就告辞了，林老师坚持要把我送出来，送出楼门，送出校门，还要送到公交车站。我觉得不妥，请林老师留步，可是林老师执意要送，一直送到公交车站。那天是沙尘暴的日子，大风，弥天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就是在这个不宜出门的时候，林老师坚持把我送到了公交车站。
自那以后，再没见过林老师，直到得知林老师去世的噩耗。从此，这个场景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漫天黄沙中，一位著名学者把一个接触不多的学生从宿舍里一路送到公交车站。每次脑海里浮现这个场景，我都会反省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感觉简直无法望到林老师的项背，默念“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唯求尽量做得好一点儿。
其实我很早就熟悉林老师的大名，缘于林老师的成名作《秦史稿》的出版。这部大作的出版年份是1981年，那时我在山西大学读本科，一次课余时间大家都在宿舍的时候，突然有个同学跑进来说：“上海出了一本历史书，是林剑鸣的《秦史稿》！”这位同学是历史专业的，而我当时读的是考古专业，因此我推测在历史专业那边已经传播过了，我们这边是尾声。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成语——“奔走相告”，除此，不能有更形象的词汇了。
出版一部学术专著，而引起奔走相告的效果，像是有了特大喜讯，这也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才会出现的情景。那时有个说法叫“百废待兴”，荒芜多年的学界出现了新气象，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书名和作者姓名都容易记住，毕竟出的书很少很少。不过得到激动人心的消息后，手头拮据，也没有购买，当学生时候买书是要下大决心的。好在第二年就到了西北大学读研究生，见到了作者本尊，没有通过阅读领略林老师的学术魅力，而是见到了作者，先满足了追星的心理。后来终于拥有了一部自己的《秦史稿》，却是同学厉声兄赠送的。据说是西北大学外事处买了很多部《秦史稿》，准备赠送国际友人的，当然这样也宣传了本校的科研成果，展示了学校的科研实力，可是不知怎么的一个学期末的时候，突然低价处理了，许多同学都买了，我知道的晚了没赶上，厉声兄就把他买下的送给了我。此书至今仍在寒舍，时间愈久，愈觉珍贵。(www.xing528.com)
说到这部《秦史稿》，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一篇小文章，那是从林老师的书里受到启发才写成的。
有一年在有名的晋国都城新田——如今的侯马市召开一个讨论晋国史的会议，我要去参加会议，必须得准备一篇会议论文。当时写了一篇《晋国与陆浑戎》，一共写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讨论陆浑戎与晋国有无联姻关系，第二部分讨论陆浑戎东迁的原因，第三部分讨论陆浑戎与晋国的霸业。论文的第二部分完全是因为读了林老师的《秦史稿》，按照林老师的思路推论出来的。当然也有史料的支持，可是思路是很关键的。
以前有学者专门研究过陆浑戎东迁的问题，认为陆浑戎与晋国有联姻关系，晋惠公把陆浑戎招来，安置在周王室附近，西阻秦国东进之路，南遮楚国北上之道，思虑深远，谋划得当。如此，完全可以认为晋惠公是一位雄才大略之主，而不是那个因为背信弃义而当了秦穆公俘虏的窝囊废。其实，陆浑戎东迁就发生在晋惠公当俘虏以后，莫非他受了一段时间屈辱后，脑子就忽然灵光，胸中就有了韬略？我看林老师的分析，说秦穆公放还晋惠公，“秦虽与晋暂时和解，但实际并未放弃控制和操纵晋国的企图。秦放回晋惠公是有条件的：（1）以晋惠公的太子圉为人质，留在秦国；（2）割河西八城给秦。秦国得到了晋国的河西八城，其领地就扩展至黄河西岸，在地势上更易深入晋国内地。太子圉在秦为质，秦穆公为了牢固地控制他，还给他在秦娶妻。这样，在晋惠公归国当政的数年中，秦对晋的威胁更大了。”由此而言，东迁陆浑戎也完全可能是秦穆公释放晋惠公的条件。恰好相关史料也可以支持这样的推论。《左传》襄公十四年有记载，晋国和陆浑戎两家之言都说是秦国迫逐在先，晋国接纳在后，陆浑戎一方还特别提到秦人“贪于土地”，可见东迁陆浑戎是秦穆公霸西戎的一个步骤，因而作为释放晋惠公的条件提出，后来得以实现，都是秦穆公老谋深算的结果。当然，陆浑戎因此而成为晋国的同盟军，对秦种种不利，却是秦穆公始料未及的，那也是后话了。
另外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片段，那是林老师站在西北大学大礼堂的舞台中央，正在讲说太史公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身形魁伟，口讲手划，使得整个礼堂似乎弥漫着一种史家的精神，这种精神本流荡于数千年之间，经林老师阐发出来，于20世纪之末重新激昂在古都长安的精神世界里。那是林老师面对全校的公开讲座，我是半路进去站在最后听了一段，一直铭记到现在。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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