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林剑鸣：简牍启蒙者

田旭东

我国的简牍研究在晚清已经出现，但多是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物的研究讨论，应该是从20世纪初期肇始。1912年，王国维先生在日本写出《简牍检署考》，对中国纸发明之前的文字书写方式进行了比较完备的考证，然而限于当时仅有旧敦煌汉简一类的发现，王国维的讨论仅限于文书简，对于出土古书，他在那个时代尚无法做深入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简牍材料大量出土，简牍研究蔚然成风，以至于成为占据先秦秦汉史研究领域前沿的显学。

西北大学研究简牍的传统始于陈直先生，陈直先生将大量文物研究引入古史研究，不仅有大量研究传世青铜器、金文、陶文、瓦当、封泥、玺印等论著，仅就早年出土的居延、敦煌、罗布淖尔、武威磨咀子等汉简的研究就有《居延汉简综述》《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纪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订误》《敦煌汉简释文评议》等问世。陈直先生的研究既有简牍的释义之作，又有利用简牍及相关文献证史之作，他的研究直接师承清代朴学的传统，同时也深受王国维近代考据学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即重文献资料，亦重考古资料，可以说是我国早期注意到简牍史料价值，并从事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引领西北大学简牍学研究的第一人。

就我们这一代学生或者说我个人来说，如果说开始认识和接触简牍材料，以后又运用简牍材料写过一点东西，可以说是受林剑鸣先生的影响最大，林先生是我们的启蒙者。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听过陈直先生的课，由于陈先生身体不好，他在我们读大学时没有对我们本科生开过课，仅仅指导研究生，而且我们1979年秋季入学，次年（1980年）6月陈直先生就去世了，记得当时我们历史系的所有同学都去建国路省委的一个礼堂参加了陈直先生的追悼会。林剑鸣先生作为陈直先生的助手，跟从陈直先生，受其治学影响，以当时公布不久的睡虎地秦简材料研究秦史，著有《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等学术论文。在他所著的《秦史稿》《秦汉史》两部断代史中也不乏运用简牍材料的例子。

林先生在自身运用和研究简牍材料的同时还直接给我们本科生开过一门“简牍学概论”课程，这门课介绍了简牍的出土历史和简牍形制及简牍中出现的各种文体，并对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简文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逐字逐句的分析解释。记得这门课期末考察时，林先生要我们自选一种简牍材料进行分析解读作为作业，我选了湖北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竹牍上的“告地策”，作了逐字逐句的解读，还对墓主人的身份做了一点简单的考证，作业写得十分浅显，林先生却给了我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就是对学生的鼓励。之后又有林先生编译日本学者大庭脩的《简牍概述》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回想当时这本书在我们这些学生中可以说是人手一册，听林先生的课，又有一本书在手，这就使我们这些初学者对简牍材料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且认识到第一手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林剑鸣先生受日本学者大庭脩之邀赴日本访学之后，发表《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一文，向国内学界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在我们学校举办了“《日书》研讨班”，仿照日本学者逐字逐句读简的方式，对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仔细研读，这个研读班成员在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像《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年第5期）、《从日书看秦国的谷物种植》（《文博》1988年第3期）、《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国的六畜饲养业》（《文博》1989年第6期）等，后来还有研读班成员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我后来读研究生时，林先生组织我们考古专业学日语的一帮同学翻译了大庭脩的著作《秦汉法制史研究》（日本创文社1982年版，汉译本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大庭脩先生是日本著名学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进入被誉为“日本汉简研究专家的摇篮”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居延汉简研究班，跟随日本简牍学研究创始人、京都大学教授森鹿三先生一起研读居延汉简，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有研究论著发表，而《秦汉法制史研究》则是他集30多年来治秦汉法制史、简牍学系列成果为一帙，其中的汉令研究、汉简册书复原皆为名篇，广为学界所知。1994年，我去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由研究所副所长胜部先生引见，去大阪拜会了时任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的大庭脩先生，大庭脩先生邀请我参加每周五下午在关西大学由他主持的《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版）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创办的关西大学汉简研究会的例行研讨会，为日本简牍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记得当时参加研讨的多为大庭脩先生的学生，有门田明、吉村昌之、鹈饲昌男等，都是日本研究秦汉史的学者，后来我们都结为好朋友，我回国之后多年仍有交往。当时跟从大庭脩先生的中国留学生陈波、大阪大学中国留学生陈力，还有一些到日本访学的中国学者，像中国政法大学的徐世虹、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韩建平、四川大学的高大伦、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家洲等，都先后参加过这个研讨会的研讨，我们当时对日本人能逐字逐句用日语读汉简的能力十分吃惊，也算是见识了日本人研读中国简牍的实际情况。大庭脩先生从关西大学退休后担任了大阪府立近飞鸟博物馆馆长，我国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居延破城子汉简（即后来正式出版公布的《居延新简》），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首次面世的，我们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汉代简牍的实物。

林先生担任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期间，我们西大很多年轻教师受其影响大多加入秦汉史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各类会议和活动，在他调离西大之后也常常鼓励我们尽可能使用新材料研究秦汉史。可以说我虽然不是林先生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但受他的教诲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谨以这篇小文追忆林剑鸣先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