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崛起与统一：林剑鸣老师治史风格的当下意义

彭　卫

1982年至1984年我师从林剑鸣老师攻读硕士学位。其实在这之前的本科生阶段，我就听过林老师的课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中国古代法律史讲座。通过讲座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华法系、西方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各自特征。在当时法律史研究刚刚起步的背景下，这些知识令我这样的青年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谈到林老师的学术成就，我们通常会列举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秦史稿》和系统研究秦汉历史的《秦汉史》。这两部著作在秦汉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学术地位毋庸赘论。在这里我想以他的另一部著作《秦汉社会文明》为例，简略说明林老师治史风格及其对今天历史研究的意义。

《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初版），作者为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和黄留珠（按出版时顺序），其中，林老师撰写了第一章《绪论》（以下简称《绪论》，征引页码以初版为准）。这篇约两万字的长篇导论从三个方面阐明了作者对秦汉社会文明的整体把握，即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文明”的界说和秦汉时代文明发展的特点。如果说《秦史稿》和《秦汉史》主要代表的是林老师具体的研究实践，《绪论》则主要展示了林老师的治史理念。当年初读和今天重读这篇文字，都能让人感受到作者勇于领风气之先的学术创新精神和关注重大历史问题的宏大气概。其中，有两个方面对目前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一，概念的提出和把握。《秦汉社会文明》有两个“关键词”，即“秦汉”和“文明”。前者很好理解，后者至今仍然歧义纷纭。林老师从多个方面讨论了“文明”概念。他指出，在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文明”和“文化”采用的是同一语词，而在中国，“文明”和“文化”则是来源已久的两个词。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过程，可以发现它具有与“文化”同样的内涵，即指精神或上层建筑方面的意义；同时也有着与“文化”相异的物质方面的内容。他在分析了唐兰等学者关于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后，对“文明”做了这样的定义：“文明的产生应早于阶级社会出现，‘文明’不应与‘文化’这一概念相混淆，而应当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成果。”（第23页）《秦汉社会文明》这部著作对“文明”的把握保持了这种理解的一贯性，论述所及，覆盖了精神（如信仰、祭祀、婚丧礼俗、精神风貌等）和物质（各种产业、手工业、服饰、饮食、居所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我们知道，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任何一本形式逻辑学读本都会明确告诉我们，人们的概念有真实和虚假之别。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在历史研究中，情形也许要复杂得多。由于研究者的观察角度、对资料的掌握程度、所依据的研究参照背景乃至个人的旨趣有异，因而对事物的定义很容易出现差别。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真、假概念的对立（如曾经有人给“史料”的定义是“历史史实”。这显然是一个虚假概念），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很难用真或假来定位（如“文明”）。因此，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剔除那些虚假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在概念使用中保持其同一性，使得你所使用的概念在研究过程中是前后一贯的、没有歧义的，从而让研究成果不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应该具备的知识。但我看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却是，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在使用概念时却存在不能前后一贯、发生歧义甚至自相矛盾的状况。有的青年朋友的文章难以深入或写不下去，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绪论》把“文明”概念的古今中外历史演化的轨迹做了扼要勾勒，对今人在使用上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文明”概念进行了自己的界定——这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并在《秦汉社会文明》一书中对这个重要概念的使用保持着前后一致。我想，林老师的这种治史风格对当下的学人尤其是青年朋友有着重要的学术示范作用。(www.xing528.com)

其二，联系与整体的学术意境。“文明”的历史既是一部微观的历史，也是一部宏观的历史。就前者而言，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文明史也必须从点滴的历史表现开始，也必须循着历史的线索展开分析的逻辑；就后者而言，所有的历史表现都是以不同程度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表象之下也总是蕴伏着本质性的内容。《绪论》在探讨秦汉时代的历史地位和秦汉文明的时代特征时鲜明地呈现出林老师善于抓住事物特征与捕捉事物本质的学术风格。

在考察秦汉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历史地位时，林老师敏锐而准确地提到了这个政体的重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国家的一切权力均操控在皇帝手中，皇帝的诏令是法权的渊源，皇帝本人是国家最高司法裁决者，而权力高度集中的“第一结果”，就“必然是个人专断”。由此制度相应产生的“第二结果”则是“家天下”（第9—10页）。在《绪论》中，林老师还提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第11页）。这些都是准确的概括。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指出，思想的统一，对自由思考和表达的钳制应当被视为这种体制的“第三结果”，其后果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那样：“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贾谊对秦亡历史经验的总结，没有察觉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更应当赞扬的是他的敏锐的眼光和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见识与胆识。他的意见没有被后世统治者所借鉴，原因也正在于皇权和个人独裁专制的体制本身——尽管在某些时代这种专制主义因素可能有所缓解，但就实质而言并无变化。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不只是经济活动，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这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极具价值的经验。总之，个人专断、家天下和思想统一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皇权社会的本质表征，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林老师对秦汉时代文明做了如下总结：多样化的统一、大规模地吸收和远距离地传播、在对抗中的进步。在论证这三个方面时，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历史特征及其辩证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多样化的统一”部分，林老师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强调秦汉的统一而忽视其中的差异，似乎各地文明的不同差异与全国的统一是不相容的。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秦汉时代的文明，正是在各地区、各族人民不同的文明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而在统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着各地、各族间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妨碍统一，相反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统一文明的丰富的内容”（第27页）。在“大规模地吸收和远距离地传播”部分，林老师强调了这个表现构成了秦汉社会与秦以前文明发展的不同，指出：秦汉时代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时期。这种飞跃在后来还出现多次，但秦汉时代则是首开其端（第29页）。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会帮助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林老师列举了秦汉时代的文明输出和对外来文明的接受，这里实际上涉及了文明互动的种类和相应影响的比重，可称之为文明往来的“交换律”，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有助于细化和深化对文明交往的研究。在“在对抗中的进步”部分，林老师不仅指出了阶级和民族对抗这两个在当时学界流行的因素，还特别强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把文明的变化和发展，放置在大背景下进行阐说，同样显示了宏大的历史眼光。

林剑鸣老师离开我们20年了。这2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随着新出资料的不断刊布，今天的秦汉史研究者拥有了我们的前辈没有看到的大量的历史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今天的秦汉史研究者是幸运也是幸福的。但我们在关注各种由新出资料而引发的新的具体问题的同时，是否要具备宏大的历史思维，是否要关注在历史表象下所潜伏的内在趋势，是否要用长时段的、整体的、联系的和变化的眼光去观察历史活动，是否要将散落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智慧的高度，我想林老师的学术风格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他留下的历史研究的遗产，值得我们细心体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