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李斯、冯去疾等随从新主往东方巡行。这次出行，时间虽然颇为短暂，行程却甚为辽远。《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止于秦二世三年（前207），然而不记此事。由于秦二世是所谓“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4]的亡国之君，后世史家对秦二世东巡也很少予以注意。可是从交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实是应当肯定这一以强化政治统治为目的的行旅过程的历史意义的。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由此深化对秦文化某些重要特质的认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即位初，就刻意维护专制的基础，炫耀皇权的尊贵，于是有巡行东方郡县之议：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遂至辽东而还。
……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5]
根据这一记述，秦二世及其随从由咸阳东北行，“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又再次北上至辽东，然后回归咸阳。(www.xing528.com)
所谓“东行郡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则记述说：“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6]可见，秦二世此次出巡，大致曾行经碣石（秦始皇三十二年东行刻石）、邹峄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泰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梁父山（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立石，二十九年东行刻石）、琅邪（秦始皇二十八年东行刻石）、朐（秦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会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行刻石）等地。可以看到，秦二世此行所至，似乎在重复秦始皇十年内四次重大出巡活动的轨迹。
通过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情形的比较，也可以认识秦二世东巡的行进速度：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凉车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九月，葬始皇郦山。[7]
秦始皇此次出行，总行程很可能不及秦二世元年东巡行程遥远，然而包括“棺载辒凉车中”自沙丘平台回归咸阳（由于李斯等“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甚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行经这段路途的情形当一如秦始皇生前），历时竟然将近一年。从咸阳启程行至云梦以及从沙丘平台返回咸阳，有较为具体的时间记录。秦始皇仅行历这两段路程使用的时间，已经与秦二世元年（前209）东巡历时大致相当。
秦二世四月回到咸阳，七月就爆发了陈胜起义。不久，秦王朝的统治就迅速归于崩溃。可以说，秦二世“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沿途山海之神“皆礼祠之”的虔敬也没有得到预想的回报。从政治史的视角考察，秦二世东巡不过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迂拙表演。然而从交通史的视角看，却应当充分肯定这一行旅过程虽然作为帝王出巡必然侍从浩荡仪礼繁缛，却仍然表现出较高效率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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