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襄王三年（前247）五月丙午卒，秦王政即位。吕不韦继续执政，权势日增。本纪不言秦王欲并天下，而言“吕不韦为相，……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85]乃为吕不韦舍人。前论“蒙骜、王齮、麃公”又为吕不韦所推举。此时相、将权力结构仍为：“吕不韦—蒙骜”。
本纪又记“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86]秦太原郡郡治所失在庄襄王时。[87]杨宽云“魏信陵君合纵，率五国兵击退秦将蒙骜于河外，赵又乘机恢复太原之晋阳”。[88]秦先以巩固河北新郡为上，由蒙骜重新夺回。不过，秦吸取此前范雎教训，并未由此而急攻赵国。相关对外战略由下或显端倪：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89]
按魏公子无忌与魏安釐王同于秦王政五年（前242）去世。相较《通鉴》系此事于庄襄王三年，杨宽同司马光《稽古录》系于秦王政元年，[90]或更可取。嬴政即位初，秦对外战略重心仍坚持东向一线，并通过离间魏国君臣，以瓦解信陵君对秦之威胁。我们看到，待反间活动取得成效，秦兵随即东进：
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91]
参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三年卷军。八月，喜揄史”（一〇贰），[92]当时战事激烈，实际延续至次年。[93]卷在今河南原阳西，北临河水，乃河内通大梁之要道，故为秦魏所反复争夺。
秦“初置三川”后，有继续东向扩郡的意图。秦王政三年（前244），蒙骜攻韩，取十三城；至十月，复攻魏畼、有诡。相关进兵仍在大河以南的东向区域，后者且于秦王政四年（前243）被占领。待稍事休整，秦复大举攻魏：
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94]
秦选择于秦王政五年（前242）长驱入魏，固然与此前遭遇旱灾有关：“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95]然前引信陵君“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与此关系或更为直接。《魏公子列传》“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上，有“秦闻公子死”[96]五字。秦置东郡的时机选择，反映是时信陵君“威振天下”，并非夸饰之辞。[97]而所攻取“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地域较广。既有大梁北侧一线酸枣、燕、虚，又有大梁西侧沿鸿沟而南的雍丘、长平。[98]然而，秦随即在大梁北侧、河水以南一线设置新郡，反映此次行动的重心所在。秦王政六年（前241），东郡又扩展至卫都濮阳。面对曾经的连横对象，秦如对待二周般迫使卫君迁往河内野王。[99]秦王政八年（前239），东郡二次扩境。秦“先攻取了垣（即首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蒲（即蒲阳，今长垣西）、衍（即衍氏，今河南郑州北），继而向东攻取仁（与平丘相近）、平丘（今长垣西南）、小黄（今河南开封东北）、济阳（今兰考东北）、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接着又攻到蒲水、历山以北”。[100]如果说攻“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及“蒲、衍、首、垣”，似乎呈现对魏都大梁北、西、东三面包围的话；“以临仁、平丘、小黄、济阳、婴（鄄）城”，[101]则使东郡辖域向东伸展，开始与齐境相接。
作为统一战争前秦所设最后一郡，东郡之置究竟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自蔡泽行“东收周室”之策，秦战略方向重新转回东向进取。而鉴于山东诸国成功合纵，连横与国韩、魏、周、卫又摇摆不定，秦选择突破既往连横战略，通过自身领土伸展，以决断合纵之势。在置叁川郡后，秦续进而设东郡，正是相关战略的进一步实践。置立叁川并攻取河北地后，秦基本与六国相持于太行山、荧阳一线。[102]统一战争爆发前，东郡是唯一突破这一东部防线的秦郡，形如利刃，插入六国腹地。不仅如此，扩展后的东郡成功与齐境连接，实际将河北燕、赵与河南魏、楚隔绝了。换言之，“初置东郡”，决断合纵，完成了以往秦东向连横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由于文献记载本身简略，以往学界多孤立叙说秦置东郡一事，很少注意到此郡设置的战略意义。前人之中，唯杨宽有所留意，提到“截断了‘山东从亲之腰’，并对韩魏两国国都形成三面的包围的形势”，“北面包围赵国，南面包围韩、魏两国，从而‘断齐、赵之腰，绝楚、魏之背’”，[103]惜未作展开。而文本选取上，相对《新序》，似应以《史记》记载为主：
先帝文王、庄王（、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王又割濮磿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104]
中华点校修订本校勘记：“不妄，景祐本、绍兴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不忘’。”[105]“三世不妄接地于齐”，《战国策》作“三世而不接地于齐”，自当以《史记》所记为优。[106]此指孝文王、庄襄王、秦王政三世专注于东向发展，以求接壤齐境，从而将东方诸国的合纵联盟拦腰斩断。“注齐秦之要”，《战国策》作“断齐、秦之要”。杨宽从金正炜以“秦”为“赵”字误，改作“断齐、赵之要”，[107]横田惟孝引关君长曰“‘秦’或‘韩’字讹”。[108]按战国人依当时地理形势以“梁者，天下之要也”。[109]“断齐、秦之要”固然不合；齐、赵大体南北相接，秦所取不足“断”其“要”；齐、韩本不相接，更无从言“断”，且彼此呈东西向联系，又不得言“要”也。秦取魏北之地，东与齐接，符合“注齐秦之要”的含义。而楚失鄢郢东迁后，重心在淮北，北向与赵相对，故此谓“绝楚赵之脊”。伴随秦置叁川以来的东向推进，赵国深感危机日增。秦王政二年（前245）攻卷之时，赵一反与燕攻战，以“廉颇将，攻繁阳，取之”；秦王政三年（前244）、赵“悼襄王元年，大备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110]意图扩展邯郸南向支点，越漳水打通南向交通。而秦置东郡同年，“赵相、魏相会柯盟”。此在《六国年表》中书于赵栏，而未书于魏栏。至秦王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楚王虽为纵长，统帅却是赵相庞煖，赵军且为联军主力。[111]秦置东郡，在地理形势上似不对韩形成包围。而相对南面临魏，东郡距河，北向对赵的围困显然更为明显。《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捄”，[112]提示有秦“举河内”事。东郡扩境同时，秦又取朝歌，将河内东扩，形成对赵更全面的合围。由此而言，“注齐秦之要”的首要目标，其实在赵而不在魏、韩。
东郡与齐相接，“绝从亲之要”。这是源自传统认识上的秦、齐连横，抑或秦“远交近攻”的实现吗？这里有必要探讨齐国外交特征与秦对齐所持态度。下面依次述之。
战国末年，山东诸侯成功实现数次南北合纵。但是，无论信陵君组织、参与的两次，还是赵、楚组织的最后一次，齐都没有参加。长平之战进入关键阶段时，“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齐谋臣周子劝谏而“齐王弗听”，致“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遂围邯郸”。[113]齐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于秦，秦王政置酒咸阳”，[114]齐、秦关系呈现较为亲密一面。不过，连横与国往往跟随作战。李斯上书韩王，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韩居中国，……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韩非上书秦王政“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115]秦、韩连横，韩须随秦作战，而齐国则不同。秦国出兵，齐并不参与。《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记：(www.xing528.com)
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116]
君王后为齐襄王后、齐王建母、齐王建前期齐国的实际主政者。世家将君王后执政与后胜相齐对照，前者使齐国安定，后者受赂亡齐。其中，“君王后贤”“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的叙述，更增强了这种对比。然而，如若仔细分析相关内容，下面的问题值得思考：君王后时期使“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与后胜“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是否存在很大差别？君王后“事秦谨”，不参与合纵攻秦，与后胜“劝王去从朝秦”，又是否根本相异？“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固然不误。不过，“不”“与诸侯合从攻秦”事实上应可“蚤”至君王后时代。齐国政治局面在齐王建前、后期虽存在一定差异，特别后胜接受秦赂，政治败坏，齐国终为秦国所灭，但在核心政治理念上，前后执政者却似乎相去不远。这一对外政策特征即君王后所谓“事秦谨，与诸侯信”，既与秦国，又同时与山东五国保持良好关系。此意味着不横不纵，超然于当时国际秩序之外。或与二战时期的瑞士相仿佛，战国末年齐国所实际追求的，乃是一种诸国认可的中立国地位。[117]“中立”作为政治概念出现及使用，非晚至后世。战国“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秦末“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魏）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后“更与楚连和”；大宛待“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118]世家谓田齐“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甚至“不修攻战之备”。[119]个中原因，即在于此。
至于秦对齐的政策与态度，可从以下几点窥知。边齐秦郡以“东郡”为名，本身就很值得注意。《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索隐》曰：“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也。”[120]解释似颇通达。王遽常称“东郡，秦在魏西，故此称东”。[121]不过，魏之东地，魏置郡可称东郡，秦却不必。秦置南郡，所取之地乃楚国国都所在。南郡之“南”，显非楚之南地，而指秦内史之南。故东郡之“东”，亦当就秦内史而言。秦将临齐边境命为“东郡”，暗示秦东向扩展以此为国境最东之边。[122]对齐而言，秦此举或释放出相对平和的政治信号。统一战争前后，秦对齐中立国地位也表现出认可。有学者注意到“秦国在发兵进攻韩国之前，应该同时向韩、魏、赵、燕、楚诸国，发出了纳地称臣的要求”，而“秦国应是对齐国采取了不同于其他五国的策略，没有提出令其屈从的要求”。[123]更值得注意的是，秦在兼并战争获胜后，实际曾令民众两次“大酺”。第一次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大兴兵”，王贲俘获燕王喜、代王嘉，而王翦定楚江南地，置会稽郡后：
五月，天下大酺。[124]
《正义》云“秦既平韩、赵、魏、燕、楚五国，故天下大酺也”。第二次在王贲攻齐，得齐王建，议定帝号后：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125]
此种状况，不尽符合我们对相关政治行为的一般理解。而且，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五月，天下大酺”不仅见于本纪，亦见于《六国年表》。[126]至于二十六年（前221）灭齐后“大酺”，虽见于本纪，却未书之于《六国年表》。由此推想，秦统一战争启动时，可能表面上对齐中立国地位依然认可。原定兼并计划中（至少在对外宣称与姿态表现上），并不涉及齐国。或因此故，秦在攻灭五国之后，就举行了全国性庆祝活动。
战国末年，东郡与齐国所形成对山东合纵的分隔，不仅对秦最终实现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西汉郡国并行制下中央对东方诸侯国的控御，影响深远。西汉建立初期，刘邦曾分封燕、韩、赵、楚、淮南、梁、长沙等异姓诸侯。这些诸侯所封地域基本对应秦统一战争发起前的六国疆土。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自领二十四郡之地中，除秦王政十七年（前230）所拥郡县外，还有临淄、济北、胶东、琅邪。[127]如还原到当时空间分布中，可以清楚看到：汉以东郡与上述齐地四郡相连，[128]形成汉郡的东向伸展，从而隔断了东方异姓诸侯国可能的南北合纵。而楚王韩信自赵地破齐后，原本是封于齐地的。这也是刘邦采张良、陈平计策，对韩信参与垓下灭楚的政治许诺。然至高帝五年（前202），刘邦登基，却发生了如下事件：
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129]
高祖以“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之由，将韩信“徙为楚王，都下邳”。中华书局点校本、点校修订本分段均将首句列入前段，自“皇帝曰”下另起一段。今合而观之，刘邦称帝前后，即行徙封之举，耐人寻味。冠冕堂皇的事由背后，这实际是汉廷为防范分封诸侯未来可能的合纵西向，而特意做出的重大调整，即将韩信封国迁出齐地，而将汉郡由东郡扩展至海。
刘邦后以各种名义，陆续翦除了长沙国外的其他异姓诸侯。这些诸侯所封国土恰恰均位于统一前山东诸国的核心区域。高帝十年（前197），汉廷又在东方重新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包括齐地四郡在内的七十余城封给了庶长子齐王刘肥。而齐国在高帝、惠帝、吕后时期与汉廷中央的关系，其实十分特殊。刘邦晚年，淮南王黥布反，《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记“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130]《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作“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征诸侯兵，上自将以击布”。[131]而具体情形，《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更提到：
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132]
汉初功臣中，曹参军功第一，萧何去世后，并入汉为相。他在封齐后被选任为齐相，反映中央对齐国的重视非同一般。而同姓齐国不仅积极参与平叛，且可调动兵力达十二万之众。军事实力之雄厚，引人注目。吕氏专政时期，不仅居于京师的齐系宗室刘章、刘兴居敢于坚决对抗，而且齐国是诸侯国中发兵最为积极而预备西向平乱者。[133]诸吕被诛后，齐王一度又是继承帝位的最可能人选，由于汉廷大臣阻挠，方未实现。上述均反映同姓齐国在初封时所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汉廷在高帝、惠帝、吕后时期，以东郡与同姓齐国相接，实际仍然起到了控御东方的战略作用。
伴随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汉廷与齐国既往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齐国转而成为汉廷在东方的主要威胁。汉廷也一改往策，开始分割削弱之。文帝初年推行“易侯邑”“令列侯之国”政策。所针对者，除淮南国外，主要是齐国。“文帝四年五月，文帝将齐悼惠王子十人同时封为列侯”，“悼惠十子和驷均应当都离开了齐国国都”，“从而落入汉朝济北、济南二郡的监视和控制之下”。[134]相关措施虽成功实施，然东郡不复与齐国构成战略分割。伴随齐地诸侯与汉廷日益疏远，他们在战略利益上终于与他国渐连一片。景帝初年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其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参与叛乱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诸侯国中，吴国、楚国在南，赵国在北，一时得以形成“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135]的局面，正是因为胶东、胶西、济南、菑川等齐地诸侯国加入叛乱，打破了自战国末年以来“东郡—齐国”的固有联结。当时齐地尚有齐国、济北二诸侯国。吴王刘濞约结胶西王时，胶西曾“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136]唯待起兵时，济北王坚守不发兵。而齐王虽曾参与策划，后犹豫城守。不然，南北合纵将更趋完整，对汉廷构成的威胁也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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