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嬴政即位之初（前246），秦于关东设郡格局为：
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16]
按“孝公元年”（前361）秦与邻国形势为“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17]商君变法时，秦与楚、魏为邻，多在南侧、北端两个方向征伐、开拓。至秦武王“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秦复注意向韩、两周所在中路方向深入。[18]这里，本纪所以按“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的顺序，而分作三段记述，缘由或在于此。自武王、昭襄王、庄襄王以至秦王政，秦面向东方诸国的军事进取与郡制推行，自北向南可初步分作三个战略区域：1.北侧；2.东向；3.南侧。北侧、东向区域大体以河水为界；东向、南侧区域或以沔、淮为限。
南侧一线本是秦惠文王末年、昭襄王中期所着力进取的方向，秦、楚多次交战。[19]然自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秦置南郡，至公元前223年王翦灭楚之前的相对较长时间里，秦、楚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鄢郢之战后，楚退至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以东的“东国”地区。[20]秦欲深入，南下“与楚兵决于陈郊”为更适宜路线选择，但这需“道河外，倍大梁”，会直接处于魏军兵锋之下。[21]穰侯魏冉为进一步南下攻楚，战略重心由南侧转为东向攻魏，欲长驱先破大梁，然收效有限。范雎代魏冉入相后，[22]在此背景下提出“远交近攻”，连横韩、魏，威迫楚、赵、齐等远国，秦对外战略开始调整。为迫使韩、魏参与连横，相关军事进取由东向而转入北侧一线，坐镇河东，扩展河内，蚕食南阳，隔绝、并吞韩上党地。“远交近攻”战略专注河北一线稳步推进，并有包围赵国的战略意图。[23]
秦空国内之兵与赵会战，终以极大伤亡，换来长平一役的胜利。事态发展本有利于秦，孰料随后形势急转。秦内部将相矛盾及权力更迭，使大好良机错失。魏信陵君则突破秦、魏连横，越过魏王、晋鄙的权力构成，实现魏、楚合纵救赵。国际形势也随之变化。
长平之胜使白起赢得了空前声望。范雎担心白起灭赵后，代己为相，故未令白起乘胜进围，一举亡赵，而选择与韩、赵议和。[24]秦相、将矛盾由此激化。而冲突公开化前，二人关系已现微妙一面。按“大抵当日秦国情形，每一执政当国时，必各有其自己所最亲信之人为之将。……而将相之进退，又往往相互为转移”。[25]相对魏冉主政时的胡阳、客卿竈等将领，白起在范雎入相后，是旧将中少有得到任用者。长平之战前秦隔绝上党的军事行动，多为白起统兵指挥。[26]不过，在随后发兵取上党地的关键战役中，范雎启用的却非白起，而是王龁：“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待上党降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将”。[27]廉颇被赵括取代前，两军大战时的秦军统帅一直为王氏。[28]长平一役后，秦突然接受议和，“武安君归。王龁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稍后，秦令五大夫陵进围邯郸，“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直至邯郸大败，秦军退往河东。[29]范雎又“任郑安平，使击赵”。相对此前秦连横韩、魏，以白起对阵代廉颇之赵括；此时赵合纵魏、楚，以信陵君、景阳对阵代白起之郑安平。战局出现逆转，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在合纵联军乘胜西进下，秦所据大片领土失守。韩、魏收复了上党、河内大部。[30]而秦河东地也面临严重军事威胁，以致有“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31]事件的发生。史载昭襄王有“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32]语，当时景阳所统楚军兵锋之盛，可以想见。[33]魏随后更“取地河东；攻尽陶、魏（卫）之地”。[34]昭襄王“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的忧虑，变作现实。“天下之枢”转而与关东合纵。范雎“远交近攻”集中于北侧河北一线的攻取战略，至此遭遇挫折。如何有效防范山东诸国合纵，是继任者面临的迫切问题。
将帅更迭外，秦相人选也再次变动。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五二壹）。[35]是年河东守王稽被杀，应侯范雎则在同年内去世。在此背景下，燕人蔡泽继任为新相。“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虽为时不长，但“居秦十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36]在秦国后来的内政外交中，仍发挥作用。
相对于“张仪—魏章”“魏冉—白起、任鄙”、[37]“范雎—郑安平、王稽”等权力组合，昭襄王末年，将军摎开始领兵作战：(www.xing528.com)
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38]
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39]
马非百即云：“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皆摎之力也。”[40]相关权力结构或可作：“蔡泽—将军摎”。陈直按：“《双剑誃吉金图录》下，三十一页，有《四年相邦戟》文云‘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栎阳□上造□’，戟文之相邦樛斿，疑即本文之将军摎，下脱斿字。四年官相邦，或为始皇之四年也”，[41]“《秦本纪》之将军摎，亦疑为樛斿之脱文”。[42]此说可斟酌。战国秦兵器“相邦樛游二戈”，目前发现两件。“四年”当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相邦樛斿”就是秦封宗邑瓦书所出现的“大良造庶长游”。[43]“樛游”任相邦，距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将军摎攻韩”78年，且一为姓，一为名，两人并非一人。不过，陈氏“樛摎二字通假，《史记·南越传》“邯郸樛氏女”，《汉书》则作摎氏也”[44]的意见，值得重视。文献中二字偏旁亦常混用。学者推断“樛斿”或“樛游”应即文献中出现的“樛留”，韩人。“樛留”见于《韩非子》“说林上”“难一”两篇，然在《战国策·韩一》“宣王谓摎留”章则作“摎留”，《资治通鉴》又作“缪留”。[45]而始皇廿八年东巡，琅邪刻石随臣题名有“五大夫杨樛从”。此距上引攻韩事36年左右。“樛”，《史记正义》曰：“音居虬反。”[46]《周本纪》“将军摎”条，《史记正义》曰：“摎音纪虬反。”[47]二者音亦相近。将军摎可作将军樛，或即杨樛。陈直指出：“秦代武将蒙氏、王氏之外，则有杨氏。见于《史记》者有杨端和、杨樛（见琅邪台石刻题名）、杨熊、杨憙等人（见《项羽本纪》及《高祖本纪》）。又，《淮南子·人间训》云‘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云云。”[48]所言可参。而据上述讨论，杨氏在秦崭露头角，或始自蔡泽为相时期。
将军摎所执行的相关行动，出自蔡泽擘画。《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记：
范睢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49]
面对前任范雎在河北推进受挫，合纵领袖信陵君又去魏居赵，蔡泽入相后，将秦对外战略做出重要调整：重新转回东向区域。“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后，本与秦连横的西周“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毋得通阳城”。《秦本纪》随后记“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50]《周本纪》作“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51]是役释放出重要的政治信号。西周公相对周天子为卿士“周公”的角色。秦灭西周，“迁西周公于惮狐”，或直接影响周公子伯禽所封鲁国。同年，楚“取鲁，鲁君封于莒”。[52]“后七年，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同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53]略显同步的行动是巧合还是颇有关联，值得关注。秦结束“天下共主”及“周公”名义上的统治，将历史推入兼并加剧时代，增快了统一步伐。《秦本纪》记“五十三年，天下来宾”。[54]而大胆果决的行动，还使秦东向进一步占据了河南、雒阳等战略要地。[55]这预示着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在曲折探索与因应国际形势下，秦对外重心将立足东向区域，突破既往连横战略，通过自身领土伸展，以决断南北合纵。所谓“东收周室”，意义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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