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桥发现的启示：秦史崛起与统一，汉唐渭桥的考古发掘

咸阳位于渭河以北，而从文献的记载看，秦人在到咸阳后不久，就开始在渭河以南地区进行建设和开发。随着南北往来的频繁，自然就有了架桥的需要。

见于文献的最早渭桥是在周代，《诗经·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显示出当时渭河上的桥梁大体应是浮桥。而据文献记载，秦时期的渭桥，建于昭王或秦始皇时期。《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通两宫之间，作渭桥，长三百八十步。”而《三辅黄图》卷六则载：“渭桥，秦始皇造。”当时营建渭桥的目的，是沟通渭河北侧咸阳宫与渭河以南的兴乐宫（汉代修葺后改称长乐宫）。《水经注》卷一九还说：“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故《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这里“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等16字，后人一般据之认为体现了在秦咸阳城规划布局中存在“法天”思想。而如是规划，渭桥就成了沟通南北的关键。在汉景帝、汉武帝分别营建东、西两座渭桥之前，前述的这座渭桥也就成了渭河上唯一的南北津梁。^[61]

2012年4月，在汉长安城北城墙中间城门厨城门外的一处挖沙工地意外发现大量木桩、石块，之后在西安市文物局的安排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对该地点进行了实地探查，确定其为古桥遗存，并在经过精确测量后，进一步确定其向南应正对厨城门遗址，按惯例称其为“厨城门桥”。在结合遗址地望及出土遗物的考察后，初步判断其可能为汉唐时期的渭桥，不久根据线索，在汉长安城北城墙东侧城门洛城门外发现又一座古桥，将其称为“洛城门桥”。2012年6月，在陕西省文物局安排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渭桥考古队，对厨城门桥、洛城门桥进行考古发掘。在经2012—2013年度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后，于汉长安城北侧及东北已发现3组7座渭桥，^[62]其中厨城门一号桥经勘探确定其南北长至少在880米左右。

在经过几年考古工作后，2015年发掘确定了古代渭河北岸的埽岸设施。^[63]从发掘情况看，与之前从文献记载所推断出的渭河不断北移的认识不同，考古资料显示，厨城门一号桥所在的长安城北段渭河，至少从秦时开始，在相当长时间里河道都保持稳定，至迟在乾隆时期，渭河尚未向北开始大规模移动。今天的渭河河道，是清代中期以来不断北移的结果。据测量，由埽岸构成的古渭河北岸，距今天渭河北岸直线距离4200米左右，埽岸北缘南至厨城门北缘1360米左右，北至秦咸阳一号建筑遗址的南缘6575米左右。从上述数据看，咸阳一号建筑遗址南缘距今渭河北岸约2375米，厨城门一号桥南端至厨城门约480米。

从考古资料看，位于渭河南侧的汉长安城的东、西、南、北城墙的长度，分别为5916.95米、4766.46米、7453.03米、6878.39米，^[64]其中东墙较直。因此如从简单的数字比较看，从2015年考古确定的古代渭河北岸，到咸阳一号宫殿建筑之间的6575米范围内，完全可容纳一座至少与汉长安城相仿甚至过之的古代城市——要知道汉长安城在隋大兴城兴建之前一直是古代东方世界的最大城市。那么，这么大的一片土地难道会是秦代建筑的空白区吗？如果这么大的地域内没有秦代的建筑，在秦始皇修阿房宫时为什么还舍近求远去渭河以南的阿房宫一带进行建设？这里会是始皇帝认为狭小的先王所建的咸阳城吗？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已经可以排除？

从《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图一九《秦代咸阳部分排水道分布图》中的遗迹分布看，在长陵车站往南的渭河岸边，至少分布有编号为31、32、33、36号四处下水道遗存。这些地下排水管道的存在，不仅表明此处原应有大规模的地面建筑，更重要的是与它们相邻的渭河河道，肯定是不断北移的结果。看来，在今天渭河河道的空间之内，肯定在河道北徙之前存在过不少在建设前已预埋了下水管道的大型秦代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咸阳城部分被水冲毁的说法当然可以成立。

咸阳建于渭河之北，在其营建的时候，应该会在渭河北岸和咸阳间留出一段距离和空间。虽我们不能确定古代渭河北岸到尚无线索的秦咸阳城“南墙”间距离究竟多远，但我想，从汉长安城厨城门仅距渭河480米左右的情况看，秦咸阳南到渭河的距离估计不会超出太多。而如果上述说法均可以成立，那咸阳城被渭河冲毁了多少，就成为我们必然需要回答的问题。

若在古代渭河北岸以北真的存在一座如汉长安城般庞大城市的话，那尚位于其北的已发掘的咸阳宫一、二、三号等遗址又是什么，就成为另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前所言，我们对秦咸阳主要的考古认识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古资料之中，如何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深化，乃至创新、突破，就成为“寻找”咸阳和解决咸阳郭城范围及城墙问题的关键。可喜的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传统认为的宫城遗址周围，特别是在其西侧、南侧都勘探发现了大量的建筑遗存，发现了重要的道路、沟渠，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咸阳城平面和历史的认知。不断增多的考古发现，在给予我们重新认识咸阳城机会的同时，也在时刻提醒我们，对咸阳城的认识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前引刘庆柱先生言：“在田野考古中，有些遗迹现象（包括城址中的城墙遗迹等）现在甚至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未能发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等于它们不存在。”对考古甚至历史研究而言，审慎的态度一直是“说有易，说无难”。考古工作在不断发展，埋藏在地下的遗迹不断发现。因此，不仅咸阳有没有郭墙、城墙位于哪里、规格时代如何、现在认识的咸阳宫城墙是否确实、其内勘探建筑的关系如何、具体时代又如何等等的问题，均需要通过考古学的不断探索加以确定；而且，就是如张沛先生指出的，在今渭河河道内存在的遗存是否确实存在、如果存在的话究竟为何等等的问题，也需要在开展考古工作之后方能确定。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咸阳的建成与研究当然也是一个漫长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注释】

[1]本文的完成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028）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秦封泥分期与秦职官郡县重构研究”（14BZS017）的支持。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文内不注出处的考古资料均采自本报告。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第10页。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第11页。

[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尔坡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6]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第9页。

[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5页。

[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8页。《史记正义》云“是十三年始都之”。

[10]《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有兰池宫。莽曰京城。”《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6页。

[11]《汉书·地理志下》“云中郡”下有“咸阳，莽曰贲武”的记载。《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20页。

[12]《汉书·食货志》有大农丞“东郭咸阳”，颜师古指出其姓东郭而名咸阳。

[13]《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55页。

[14]《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09页。

[1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435页。

[16]〔宋〕宋敏求：《长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401页。

[17]《三辅黄图》卷四：“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

[18]《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24页。

[2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18页。

[2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49页。

[22]《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916页。

[23]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3页。

[24]《西安历史述略》编写小组：《西安历史述略》，内部送审稿1977年，第80页。

[25]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26]王丕忠：《秦咸阳宫位置推测及其他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7]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第1期，后收入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28]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第355页。

[29]张沛：《秦咸阳城考辨》，《文博》2002年第4期，第34页。

[30]张沛：《古咸阳城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1]张德臣：《〈秦咸阳城考辨〉之考辨》，《文博》2004年第1期。

[32]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第26页。

[33]徐卫民：《秦都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34]许卫红、苏庆元：《秦都咸阳城（北区）西界点的分析》，《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第43页。

[35]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第26页。

[36]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第28、29页。

[37]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第201、203、206页。

[38]刘庆柱：《论秦都咸阳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第201页。

[39]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234页。

[40]杜葆仁、禚振西：《秦城址考古述略》，《文博》1986年第1期，第30、31页。

[41]王学理主编，尚志儒、呼林贵副主编：《秦物质文化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99、100页。

[42]张沛：《秦咸阳城考辨》，《文博》2002年第4期，第30页。

[43]韩建华：《秦咸阳城郭形态的再探讨》，《文博》2002年第4期，第37、38页。

[44]王学理：《秦都咸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45]王学理：《秦都咸阳》，第72页。

[46]王学理：《秦都咸阳》，第90—91页。

[47]王学理：《咸阳帝都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48]王学理：《以讹传讹“咸阳宫”一扫蒙尘显“冀阙”——对秦都咸阳1号宫殿遗址定性的匡正》，《文博》2011年第2期。

[49]王育龙：《秦都咸阳城墙存否质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60页。

[50]吕卓民：《秦咸阳城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第45—50页。

[51]李虎：《秦都咸阳研究中各家观点浅说》，《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第51页。

[52]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第145页。

[53]徐卫民：《秦都咸阳城郭之再研究》，《文博》2003年第6期，第70页；《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唐都学刊》2009年第1期，第3页。

[54]李令福：《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第80页。

[55]许宏：《先秦城邑考古》，北京：西苑出版社，2017年，第324页。

[56]时瑞宝：《秦咸阳相关问题浅议》，《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第131—132页。2002年时瑞宝再次重申了这个意见，见时瑞宝：《秦都咸阳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

[57]许卫红、苏庆元：《秦都咸阳城（北区）西界点的分析》，《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第42页。

[58]徐卫民：《秦都咸阳城郭之再研究》，《文博》2003年第6期，第74页。

[5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第12页。

[60]郭璐：《秦都咸阳规划设计与营建研究述评》，《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年第2期，第216页。

[61]刘瑞：《长安城北渭河上的桥》，《文史知识》2014年第5期。

[6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渭桥考古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

[6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渭桥考古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出土的古船》，《考古》2015年第9期，第3页。

[64]董鸿闻、刘起鹤、周建勋、张应虎、梅兴铨：《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的新信息》，《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