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整风：机关干部参与，反特务斗争，甄别平反

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从1942年春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普遍的整风运动。晋绥边区在贺家川集中了1500多名机关干部和军区将士进行整风学习。根据安排，边区党政机关干部在神府县前杨家沟村进行整风学习，军区机关和直属部队干部以及各军分区干部共984人集中在神府县彩林村（今属贺家川镇）进行整风学习。1941年秋，时任山西交城县抗联秘书的华国锋在前杨家沟参加整风学习，历时半年。1942年春整风学习结束后，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整风运动当初是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后来扩大化了，变成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波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19日，晋西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

9月，晋绥边区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阶段，有1274人参加了“反特务”斗争大会。到11月，查出一大批“特嫌分子”。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干部实行集中审查。参加的有干部5000人，战士3000人，群众25000人，共约33000人。在“抢救”高潮中，各部门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20％～30％。

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当时在晋绥《抗战日报》社工作，他因担任由范长江任社长的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驻晋西北通讯站主任，曾向国新社写过稿件，被诬指为“特务”。周恩来对穆欣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国新社受周恩来直接领导，而范长江聘请穆欣事先也曾征得周恩来同意。1943年9月，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料想穆欣在国新社兼职将会受到怀疑，主动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均给中共晋绥分局和《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捎话，为穆欣作出证明。但是晋绥分局对周恩来的证明不予理睬，穆欣仍遭到批斗，他在报社担任的领导职务也被免去。(www.xing528.com)

晋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各军分区的干部都到彩林报到。会前发给每人一本《抢救失足者》小册子，其中介绍延安整风中，挖出不少国民党、CC系、复兴社、三青团和日伪特务，此外还有托派分子、叛变分子也乘机兴风作浪，所以要进行这次“审干”。大后方来到解放区的人基本都成了国民党特务，那些从日本占领区来的人几乎全是日本特务。战斗剧社的主要演员冯一夫性格比较倔强，审干组要他承认是“托派”，他在极度气愤下吞下两枚缝衣针和几个棉衣上的铁扣子自杀。谁知缝衣针和铁扣子都排泄了出来，结果仍免不了又是几天狠斗，最后还得承认自己是“托派”。剧社另一个老实巴交的音乐工作者王宁，实在想不开就伺机逃跑了。由于他不认识路，在山里躲了两天后，饥寒交迫，深夜跑回剧社伙房偷吃大白菜，被巡夜的战士发现，结果还是一阵狠斗，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事后才知，那些坦白交代的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不久，党中央发现运动搞得过头了，很快下发了一本叫《甄别工作》的小册子，纠正整风肃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军区干部所在的彩林整风队草草收场，大家戴着“敌特”帽子回到了各自单位。

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有的人因经不起“逼供信”的迫害而跳崖自杀或自我摧残，成了终身遗憾！幸亏毛泽东对“抢救”运动作出9条指示，其中之一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才使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免于死难。

1944年，晋绥边区党政军各部门对在“抢救”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为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