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深入推进君子文化公共阐释

君子文化公共阐释不仅是一种理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行动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的道德精神与道德规范。在具体的实践进程中，要做到超越文本自身，把文本作为进入现实的廊道，既不简单地进行文本阐释，也不对当下生活进行直接阐释，而是做到二者之间的相互映照，最终达到超越实践本身的更高层次，“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15]。认识和承认个体间存在的差异，利用自媒体技术超越个体与公共间的鸿沟，这就既要避免公共对个体的抹杀，也要避免个体对公共空间的挤压，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即要“执中”。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都不是唯一渠道，多主体的配合才是最佳机制，最理想的状态是实现个体、学界、国家三者间的互动与融合，也即要不断增强个体进行理性阐释的能动性与自觉性，提升学界向公众普及专业知识的责任意识，增强国家培育现代公共阐释的能力。唯如此，君子文化公共阐释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

具体来说，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深入推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从时空维度来讲。一方面是时间维度。共时与历时并存的状态对阐释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也必须注意阐释对象、阐释手段都是历史不断发展的结果，存在着普遍的共时与历时不同步的现象，这就要求在阐释中辩证地把握二者的关系。君子文化是历史演进的产物，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得厚重、淳朴，散发着诱人的“老酒气息”。从西周初年开始，君子文化逐渐积淀并成形，此后历经数千年时间而不断，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为全民族树立了道德典范。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其历史文化进行阐释，从中汲取智慧力量，科学分析与概括不同阶段的文化特征与科学内涵，梳理出共时性发展和历时性挑战的主脉络。同时也必须注意这一阐释过程是动态的，辩证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凝聚社会文化共识，探寻出一条适合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公共阐释之道。另一方面是空间维度，君子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地域性的君子文化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君子文化在河南长垣就突出地体现为“饿死不要饭”以及一个棉签起家的卫材产业、一把锤子起家的起重产业、一把勺子起家的烹饪产业、一把刷子起家的防腐产业等，这就需要考虑公共阐释理论的适用范围，即能否从地域君子文化公共阐释转向更大范围的适应，适用对象也升级为更大的主体单元。这就要求君子文化公共阐释既做到文化范围内阐释对象的资源整合，又要注意阐释理论在空间适应主体上的不断拓宽，体现君子文化的共享性。

其次是从理用关系来讲。理即学理建构，用即具有运用，理与用是统一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密不可分。君子文化公共阐释是在公共阐释理论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结合，这也就是说既要把握公共阐释理论，也要注重君子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前者而言，公共阐释是一种新理论，对它的研究尚不成熟，还需要学界从各方面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就后者而言，君子文化作为一种古老厚重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形态，它的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及更新，在二者之上的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生成基础、历史逻辑、面对的挑战、理论适应性以及实现机制等都是需要重新构建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好个体与公共、理性与感性、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重点是处理好其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倾向，尤其是要注意“后真相”时代的影响，因为“后真相”也是一种记忆，它属于某类偏见的再现。^[16]公共阐释要把追求真相、追求真理作为其不懈奋斗的目标。

在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学理逐渐建构并完善的基础上，下一步需要探讨的就是它的实践问题，这既是对学理的检验，也是对学理反思、修正的过程。中国哲学素来强调致用，所谓“礼者，履也”，就是说明传统礼仪道德不仅是说教哲学，而且其重在实践。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从用的范围来说，首先是威海、长垣等地域，然后是更大的地理空间，甚至超越民族国家，达到更高级别的共同体；二是从用的时间来说，它最直接的作用对象就是当代社会，养成理想人格，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升文明程度。但它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延伸性，对今后一段时间来说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三是从用的主体来说，个人、社会、国家都是其接受与传播对象。简而言之，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用就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展示君子文化的时代魅力和现代价值，发挥文化的涵养与教化功能，进一步扩展至其他文化领域，为文化公共阐释的世界转向提供可能，把中华思想活水向外“输出”，最终达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

最后是从推进主体来讲。君子文化公共阐释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需要多方参与，从一般主体来说，主要包括个体、学界、国家三者。

个体是社会的基本构成，个体阐释无时无刻地在发生和进行着，这是公共阐释的来源和基础。君子文化内容磅礴，每个人依据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其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权利进行阐释，由此就形成了大量的个体阐释，毕竟“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而实现”^[17]。这样，阐释就进入由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转化的阶段，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分化：一是完全被吸纳的个体阐释，二是部分被吸纳、部分被拒绝的个体阐释，三是完全被拒绝的个体阐释。尽管个体阐释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非理性阐释和误读性阐释，但这毕竟完成了阐释的第一步，是值得肯定的，没有量变怎会有质的飞跃。在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实现的过程中就需要个体积极参与，激发他们的阐释热情，形成大量的个体阐释成果，为实现公共阐释夯实根基，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此意。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阶段需要特别注意“修身”的重要性。

学界是公共阐释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学理建设与运用指导的重要职责。学界是由大量高层次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拥有思辨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成熟的逻辑、理性的态度和开阔的眼界，是公共阐释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转化、公共阐释的传播、公共阐释的运用、公共阐释的评价、公共阐释的完善等方面的工作不是普通民众可以完成的，需要学界为之付出巨大的艰辛与努力，君子文化公共阐释也是如此。上述论及的是学界的“被需要”，另外还需要发挥学界的“主动作为”意识，增强其责任感与积极性，为公共阐释作出贡献。此外，学界还要为这一工作的开展储备必要的知识和人才，提高阐释能力，以专业知识增强文化的可触及性和可传承性，更好地发挥君子文化“以文化人”以及对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的哺育与涵养的作用。

国家是更高意义上的推进主体，它的决定更具有影响力和执行力。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君子文化阐释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开展正确的文化引领，制定科学合理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公共阐释的实现提供国家层面的保障，毕竟“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18]。当然，国家层面还应上升为更高意义上的共同体，以实现公共阐释的更大发展。君子文化公共阐释不仅是某一地域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更应该看成是国家的事业，这也就需要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的实现了。

对待传统文化，冯友兰先生提出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方法，“接着讲”就是追本溯源，领悟文化真谛，照着文化本来面目，继续传承；“接着讲”就是在揭示文化本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以体现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文化与公共阐释的结合就是“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有机融合，无论是主流文化，抑或是地域文化无不如此。在强调文化差异性、多元化的同时，也要对文化的统一性、一体化有清醒的认识，为形成普世文化理念奠定基础。由此，在公共阐释理论视域下，从文化个体走向文化整体过程中，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只是一个开端和尝试。也就是说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具有一定的症候学意义，这既为君子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公共阐释理论提供了实践检验与反思的空间。“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19]公共阐释视域下的君子文化也必在21世纪大放异彩。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注释】

[1]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2]傅荣昌：《“君子”历史演变刍议》，《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3][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儒家学说》，《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4日。

[4]张述存：《论君子文化及其当代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www.xing528.com)

[5]孟钟捷：《公共阐释理论视域下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页。

[7]邹文广：《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9]钱念孙：《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学术界》2017年第1期。

[10]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8页。

[11]钱念孙等选著：《君子格言选释》，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351—355页。

[12][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14]周兰桂：《论君子文化的本土语境与学理特征》，《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5][德]伽达默尔著，夏镇平译：《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6页。

[16]孟钟捷：《后真相与历史书写》，《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17][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8页。

[18]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页。

[19][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