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君子文化及长垣的影响

为什么在春秋时期“君子”的内涵会由一种单纯地位上的称呼逐渐演变成具有较为明确的道德内涵呢？

首先，这跟当时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前文已经提到，西周时期的“君子”概念来源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但是，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末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具体表现就是由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整个礼乐制度开始崩坏，周王室也由原来的统治中心变成了依靠诸侯国救济才能勉强维持下去，西周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很难维持下去。而原本由社会地位高低区分产生的“君子”阶层势必要发生一些转变，很多原来的“君子”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逐渐失去了“君子”的地位，转变成了“士”或者从事具体赋税、徭役的“小人”。

其次，“君子”道德含义的提升跟孔子儒家思想对于道德含义的提升密切相关。可以说，“君子”道德含义的提升是由孔子及其弟子完成的。正如前文所说，社会的大变革导致“君子”地位的变化，有的“君子”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变成公卿大夫，甚至国君；但更多的“君子”则是沦为各种各样的“士”，成为“士”阶层，要为统治阶层服务；还有部分君子变成了从事具体劳动生产的“小人”，“君子”地位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当然，有人能从统治阶层中跌落下来，则必然会有人从被统治阶层上升为统治阶层，而这些原本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上升为“君子”阶层之后并不一定具备统治能力和相应的道德品质，而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www.xing528.com)

孔子为了追寻西周的礼乐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以一己之力创办新型的学校，培养自己所理解的“君子”。孔子所办之学的目标是培养真正的“君子”，而不是培养“小人”。“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第六》），孔子主要有两方面的目标：第一，使本来属于“君子”阶层的人“有其位而有其德”；第二，使原本不属于“君子”阶层的人“有其位”之后能有“其德”。孔子的目标正是为了解决后升入“君子”阶层的人的统治能力与道德品质问题。

因此，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努力，“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逐渐变小，而其道德品质方面的差异逐渐成为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是说“君子”社会地位的区别就不重要。事实上，即使在整个春秋时期，“君子”社会地位层面的内涵始终极其重要，并一直贯穿整个先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