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做官、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最关键和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做人，即做孔子仁学所推崇的大写的“人”。[4]孔子和子贡所讲的“仁”，与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截然不同。在子贡看来，作为一个品格高尚的商人，不仅仅要做到生财有道，要合乎礼，而且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秉持富而不恃财傲物，贫而志行高洁的节操，谋利、谋食都不失为君子。
无论做官、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最关键和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做人，即做孔子仁学所推崇的大写的“人”。翻看一部《论语》，我们都不难发现，“仁”是孔子和子贡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4]孔子和子贡所讲的“仁”，与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截然不同。子贡从“仁”出发，主张多做有利于别人和社会的事情，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在子贡看来，作为一个品格高尚的商人，不仅仅要做到生财有道，要合乎礼，而且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站在历史和社会的双重高度，子贡俯视人生的各个层面，并在其思考与实践中闪现出自己对人生的真见卓识。他曾经向孔子请教过诸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7]之类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秉持富而不恃财傲物，贫而志行高洁的节操，谋利、谋食都不失为君子。财富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之本在于人；取之之道在人，用之之道也在人。他这种济民济世之举与那些靠坑蒙拐骗、造假劫财的奸商的所作所为决不可同日而语。[8]当士人或汲汲于仕途利禄，或“避谷”绝世以示高洁时，子贡独辟蹊径，卓有胆识地将商业活动引入儒家道德理念中，使经商成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和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在儒学界树立起一个“既富且仁”的商君子形象。(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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