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长垣困境：儒家君子人格成因

“君子”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无疑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古代中国人恪守“君子之道”，自觉以此作为人生修养的方向和安身立命的人格典范。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很难说儒家的君子仍然是当今人们普遍的自觉的人格追求。并且，与这种情况相反，传统儒家式的“君子”甚至还一度沦落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在很多人那里，“君子”一词甚至沦落为与装腔作势、虚伪、自命清高、哄人比较接近的一个称呼。不能否认，现代人已经很少有人自命为君子甚至也不愿别人称呼自己为君子。考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这一方面和传统儒家君子人格的高标准和高要求脱离了现代多数普通人的日常道德实践能力和觉悟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现代人们日益高涨的现代公民意识如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等等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儒家君子人格在当代实践的困境也与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伪君子”严重污化了“君子”一词有关。具体而言：

第一，理想的儒家式的“君子”人格要求过于烦琐，过于全面，这极大超出了普通人可践行的范围和能力，这种人格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达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则难以企及、望而生畏。理想的儒家式君子人格，涉及对人的道德水平、学识、艺术修养、心理素质、处世能力和行动能力等多方面的考评。君子不仅要“仁、智、勇”齐全，所谓“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还要有灵活处世的“时中”和“权变”的能力和艺术，所谓“君子时中”（《中庸·第二章》）；还要有敏捷的行动能力、办事能力，所谓“君子敏于事”（《论语·宪问》）；此外还要谈吐优雅、博学多识、善于修饰自己的外部形象，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等等。除此之外，理想的“君子”还应能够识大节、受大命、堪大任，能够“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参见《论语·泰伯》）。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儒家式的君子必须要“仁民爱物”、具有关心民生、修己安人的自觉追求和实际事功。一个人没有仁民爱物、为民请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情怀和责任感，在儒家这里，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不仅如此，儒家对“君子”的多方面要求，往往不能独立出来作为单一评判君子的标准，这些要求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君子人格形象。也就是说，对于儒家而言，缺了其中任何一环，似乎都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有才无德，自然不配称为君子；而有德无才，在儒家这里其实也难以称为君子。譬如一位朴实的农民遵纪守法、与人为善，却无才华、智慧，他就难被称为君子。而有才有德却不够儒雅、温和、不懂得修饰自己，恐怕他也不足以称为君子。因为他虽然“有德”“有才”，但他不够“中”、不够“美”，所以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君子。在儒家的典籍中，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子”，是要“仁”“智”“勇”“学”“美”，乃至一定的社会地位即“位”都是要具备的。显然，儒家之“君子”内容的复杂性和超高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完全达到的。这种内容与标准的设定虽然为人们的修身提供了具体的目标和行为导向，也为人们树立了终极的行为典范，有它的正面价值，但是我们却很难保证它的实效性，即很难保证这种观念能够为广大普通群众所践行，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普遍意义的君子人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儒家式的君子人格作为一种类似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标准来推行，势必会落空。道理很简单，一方面，人们难以做到；另一方面，人们未必愿意做到，也就是人们未必认可这样具有超高要求的人格教育和塑造标准，从而排斥这种人格理念。

第二，传统儒家君子观毕竟产生于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适应传统家国一体化社会结构的一种人格理念，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从儒家的典籍记载来看，儒家的“君子”虽然主要是就人的品性而论，但也蕴含着明显的特权、等级意识。这一点，无论是在孔、孟以前的典籍中，还是孔、孟等人的典籍中，表现得都十分清楚。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生活来看，所谓的“君子”与“多能鄙事”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群众之间的确存在身份与人格上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客观事实。而这样一种客观事实，注定了儒家的君子理念在追求人格平等、特别是在注重权利和身份平等的当代社会，必然会遭到广大普通群众的质疑与刻意疏离。试想，如果“君子”总是一个和特定的阶层或阶级相联系的概念，其他阶层难以参与其中，特别是当阶层固化、人的身份、地位、等级成为衡量君子的重要尺度之时，也就是“君子”只是某些人的身份标签的话，这种“君子”又如何成为普通群众自觉的欲求对象呢？诚然，儒家的“君子”主要是一个道德的别称，是以一个人的“德”作为主要考量标准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现实，即这种“德”其实是和“位”或者说特定的阶级、阶层意识绑缚在一起的。在儒家的典籍中，“君子”这个词和“小人”“庶民”“野人”“劳力者”的对立是异常鲜明的。一个勤勤恳恳、专事工艺生产、从事稼穑、一清二白、安分守己的人何以就被排斥在“君子”之外？无论我们如何辩驳，这里“小人”“庶民”“野人”“劳力者”所存在的贬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儒家这里他们都是不完善的，在德、智、美等各方面存在严重瑕疵的，是需要被“君子”统治和管理的，甚至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作为人禽之别根本标志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心，他们经常是不主动修持的，是没有的，其行为只为动物般的利欲心所支配，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而君子则“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君子”一词在地位上的这种天然优越性不除，就难以成为当代公民普遍可欲的对象。因为这一意义上对“君子”的追求，实际上是对权力和不平等的欲求，是培育特权的观念基础。而这是与当代文明背道而驰的。(www.xing528.com)

第三，儒家的君子理念在当代实践所遭遇到的困境还和一定程度上“君子”一词的被污化有关。理想意义上的“君子”十分难以达到，而“君子”又紧密关联着身份、地位、名誉，换句话说，拥有“君子”之名，可以给人带来利益，于是社会中出现了一大批名实不符的所谓“君子”。有的只有“位”，却毫无“德”，这些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利用手中权力沽名钓誉、贪赃枉法，虽谋求头衔，“名誉”无数，其实人格败坏；有的人表面是德高望重，其实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儿男盗女娼”，这些人空背了一个君子之名，而无君子之实，从而大大败坏了君子的形象。这些人由于其拥有权力和其他资源，使普通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而一些真正有德行的好人却默默无闻，甚至遭受践踏，以至于“君子”的面目变得可疑和可憎，从而影响了“君子”一词的正常使用及其人格的培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