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后，世卿世禄的垄断政治局面趋于解体分化，现实政权开始向广大的士阶层开放。贵族以外的人士对政治的参与从作为执政者的家臣、陪臣、邑宰到最终发展为国家卿相。与此发展态势相一致，儒家君子要求参政的气魄也愈来愈大，姿态愈来愈高昂，政治观点也愈来愈鲜明。为此儒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从政准则和理想，要求参政的君子予以实施。
参政（即在政权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君子首先要做到“身正”，具体现是“忠信”守职。孔子曾用一双关语说明政治特征，“政者，正也”（《颜渊》）。“正”即指为政者自己身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施令于别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孟子荀子也都以“修身”作为从政的基础和起点。儒家认为只要身正就能令行治隆，不免有些简单化，但对于当时许多其身不正、聚敛暴虐的统治者来说，却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身正就是自我调整，端正自己，这实际上是君子自我品格的政治运用。
身正由忠信来体现。忠即忠于职守，并不具有效忠君主个人的意义（但含有对国君负责的意思），而是具有突破氏族宗族框架的“公”的行政意义。孔子一再言及“主忠信”，孟子荀子也屡言忠信，谓“致忠而公”（《荀子·臣道》）。(www.xing528.com)
忠是君子内在方面或自我方面表现的严守职责，信则是外在表现的对君子视听言动的证实与信赖。信是从政的重要品德，“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里仁》），“其何以行之哉”。对于其他执政者要“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反而会起副作用。对于百姓方面君子应该“信而后旁其民”，“民无信不立”（《颜渊》）。荀子以为君子应该“忠信而不庾”，信之与否关系到政治的兴衰，“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应该说明，政治层面的“信”与社会交往的“信”内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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