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与君子文化的现实价值

君子之道是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作为儒家文化基础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是心性之学和天人之学。根于心性的价值取向与知命合天的思维方式以及以仁义礼智信存心等构成了君子之道的本质内涵。其实，儒学真正的本质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自信首先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他特别强调：“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姿态创造我们的文化业绩。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这是学界努力的方向。

第一，从人格与国性的角度来阐释，人格如何，关乎国家命运。近代思想家就特别推崇君子人格教育，如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杰出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用经典教育的第一目的是培养人格，对于所有国民而言，做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人格就不能算人。“无人格则亡国性”“无国性则谓之非中国人”，丧失国性就不配做中国人。人格是针对个人而言，国性则是针对民族的总体而言。一个民族的发展，当然要有经济实力做后盾，这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这是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的关键；二是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下。严复指出，中国经典指示的君子理念，值得珍视，“凡皆服膺一言，即为人最贵”。对于提升民族素质极为有益，只有民族总体素质提升了，才能谈及民族的发展。

1914年，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曾应邀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君子》的著名讲演，通篇所谈都是人格教育，他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完全人格，要做“真君子”。他说：“《鲁论》所述，多圣贤学养之渐，君子立品之方，连篇累牍势难胪举，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钩元。”他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清华师生，之后不久，清华就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

1926年10月3日，近现代学术史上集疑古之大成的疑古大师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纪念孔子诞辰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演讲，演讲时说道：“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为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要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孔子的确是君子，但不是正人君子，更不是伪君子，而是有血有肉讲原则知变通的真君子。

第二，从人格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之文化自信仰仗于个体生命之自悟与自信。由对华夏文明的衷心热爱与自豪感而生发出来的文化自信，表现在个体的身上，便是一种不疑不惧、“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的君子品格。《易·文言》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张载解之谓：“‘成德为行’，德成自信而不疑。”（《横渠易说·乾》）也就是说，君子“成身成性以为功”，日见其成，怀德而行，则无所疑惧，心地坦荡；反过来，自信也是修为成德的一种必然表现。故明代大儒薛瑄就说：“所见即明，当自信，不可因人所说如何，而易吾之自信。君子取人之德义，小人取人之势利。疑人轻己者，皆内不足。”^[2]因为修身立德，内心才有了道德的标准，故做人、做事便有原则与定力，就不怕别人的毁誉，不为外力所左右。所以，他力倡“人当自信”，谓：“人当自信、自守，虽称誉之、承奉之，亦不为之加喜，虽毁谤之、侮慢之，亦不为之加沮。”^[3]这种独立遗世的品格，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内心有了定准，胸怀天下，浩气畅然，有坚定的道德理想信念，八风不动。

这样的自信是和中华文化的大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受华夏文明雨露的滋养，每个个体之情志的养成、品行的涵育、识见的积累，乃至健全人格的完型，无不和这个传统联系在一起，大到立身做人的品节，小到日常生活之细微末事，都受到其观念的影响和文化的熏陶。所以，民族之文化自信必然仰仗于个体生命之自悟与自信，没有自信的人格，便没有自信的文化。

第三，从君子与理想人格的角度来辨析，君子更具有普适性和感召力。一般意义上说，君子是一种理想人格。但严格地说，两者是有区别的。理想人格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拥有的一种人格，它作为一种理想，是为每一个人树立的道德楷模。人人都有可能实现，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实现。君子则不同，君子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努力、也应该做到的。因此，君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但他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这并不是否定君子的价值，恰恰相反，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更具有普适性和感召力，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古老而鲜活，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人群，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

第四，从君子文化与儒佛道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讲，儒佛道文化均发展丰富了君子内涵。“君子”的核心内涵相对稳定，同时又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在此过程中，儒佛道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这在君子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儒佛道的理想人格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内涵。除了儒家的自强不息、“见贤思齐”等之外，道家道教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佛教的去除贪欲、破除执着、慈悲助人、智慧人生等，也都成为君子文化的丰富内涵。

第五，从君子与“正义”的角度来看，正义美德和君子人格相得益彰，乃是现代社会最需要的美德。因时过境迁，今日我们似乎不可对君子的标准定义过高，能始终不渝地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君子。一个人能恪守恕道，就不失仁心，就意味着他不难养成——正义。一个具有正义美德的人敬重法则，自觉地按合乎正义的法则办事，为官则依法行政，为民则自觉守法。其实，现代正义包含最低限度的仁爱（尽管在法律语境中二者会出现冲突）。一个有正义美德的人，敬重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敬重奠基于道德律的一切法则（包括法律），也会敬重所有人的尊严而不失仁心，故而堪称君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才会互相信任。(www.xing528.com)

第六，从君子与党性的角度来剖析，“争做君子”是加强党性修养的新理念。我们党以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诸如：“三讲”教育、“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活动，这些只是活动的载体。我认为只有改变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解决他们的精神家园、安身立命以及终极关怀等根本问题，才是治本之源。为此，在全社会倡导“争做君子”活动，这是发挥传统文化优势，做好新时期思想教育工作和党建工作的新举措，是激活每个人的文化基因，加强党性修养的新理念。共产党员首先是人，党性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性，要做一个好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也就是君子。君子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有一种向善之心，愿意摆脱小人的劣根性，没有人愿意被人指着脊梁骨说“这是个小人”，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君子的愿望与追求。其实，每个人的学习与进步、修养与提高，都是在追求成为君子的过程。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有相应的阐述。如此，“争做君子”理应成为新时期思想教育实践工作和党建工作的新举措。

第七，从君子文化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分析，君子文化是富有启示的人类精神资源。通常把儒家的君子文化理解成个人修养，其实儒家的思考从来都是立足于个人而寄望于社会的。儒家谈君子，目标是建立人类文明。当今和平与发展虽是世界主流，但全球并不安定。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国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愿景，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儒家的君子文化是富有启示的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如何传承此特质而呈现于世界，这是时代的挑战。今日谈儒家君子文化，既需要对自己的文化高度自觉、自信，又需有开放的视野，传承创新，和而不流。人类的分歧与冲突虽然时难避免，但君子却坚持和平的方式以面对与化解。

总之，君子文化彰显着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以一种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方式，影响和调节着人们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基因里、血液里都渗透着这些内容。人的精神世界的丰满，需要文化的滋养；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家园的丰厚，更需要文化的认同。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中汲取营养，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是确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修课。“君子”意味着不断地超越自我、超越庸俗，是高远境界的标杆。“君子”也是一个富有时代风采的概念，携带着时代的气息，镌刻着时代的印迹。君子文化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冲刷着旧物的束缚，吟唱着新生的欢歌，总是保持活力与朝气。君子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守正出新、与时俱进。倡扬君子文化，既要向后看，也要向前看，而最紧要的是把握当下。既然如此，界定、培育和弘扬君子人格就是“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重要抓手，是让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作者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孔子研究》主编、研究员）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2]薛瑄：《读书录》，《薛瑄全集》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2页。后文引用版本同。

[3]薛瑄：《读书录》，第10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