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讲辩证法的。他重视忠，却批判愚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君子进也可，退也可，无可无不可，形势使然，便是“时中”。他重视信，却是讲大信而不是小信，“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君子不愚，不固守小节、小信，而讲究大节、大信。君子应该是能随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把什么都规定好，然后按照方案去做的本本主义。君子要做到“时中”，辩证地看问题，做到合理恰当。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能以“时中”的方式去待人接物，那就是君子。反之，做事不彻底，浅尝辄止，虎头蛇尾；做人模棱两可，是非不分，庸碌无能和俗气，就是在做小人。因此，“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据《论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这个论断很有名，体现了辩证法思想，常为后人所称引。孔子讲中庸，《论语》中有关的言论还有四处，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路》）以上四段话明白浅显，容易理解，这是教人认识事物或真理与行事的方法论。孔子认为一切事物之所以为正确在于它有一定的“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度”，就是错误。中庸所说就是认识这个“度”的方法。这个道理本不难懂，但做到这一步而不犯错误却很难，因为这个“中”或“度”，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所以孔子慨叹执“中”之难。“两端”，用今语表达，即事物之所以构成的矛盾两方面。“执其两端”，是人要把握这矛盾的两方面，做到深知洞晓。“用中”，不是取两个方面之中间，是在矛盾的两个方面里取一个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因为一个事物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变化的，把握它极难，要有灵活性。进一步说，“用中”，是人主观上的灵活性准确、恰当地适应事物发展变化之客观灵活性。对于“中庸”一词的解释，最著名的要数北宋著名学者程颢和程颐。据《二程遗书》卷七记载，二程兄弟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的“中”，就是适中、适度、时中，也就是恰到好处之义；“过”和“不及”都是偏，都不合于道，都不是恰到好处。“中”没有“两端”或“中间”之义。在孔孟儒家看来，各执一端与专执其中都有失偏颇，他们非常反对这种处事态度。“庸”则是永远保持恒常之态，既要“择善固执”，又能随着事物不断发展变化而调整选择最佳的方位和方式，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在先秦儒家那里，“中”是相对于事和情形说的，“中”会随时变易，要真正做到中庸，必须有权变思想，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君子而时中”。“时中”，也就是随时变易之中，君子必须因时而不断调整自己，与时偕行，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确定自己认识和实践上的最佳抉择。正如南宋陈淳在《北溪字义·经权》里所说：“权，只是时措之宜。‘君子而时中’，时中便是权。天地之常经是经，古今之通义是权。问权与中何别？曰：知中然后能权，由权然后能中。中者，理所当然而无过不及者也。权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当然，无过不及者也。”可见，一个善守中庸的君子就是既要固守中正之道又能敢于打破常规的人，以便面临不同事情时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荀子也一再强调“君子”要能把握“与时屈伸”“与时迁徙”的原则。所以，后世儒家强调：“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四书章句·孟子·尽心章句上》），“惟善变通，便是圣人”（《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六》）。(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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