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孔子所以深许蘧伯玉，因他能在仕途中认清政治的清浊并适时决定出处进退。朱熹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故曰君子”（《四书章句集注》）。所谓“卷而怀之”，即“卷而收归”（《论语集释·卫灵公上》引俞樾《群经平议》），退出官场归隐之意。包咸解释说“卷而怀，谓不与时政，柔顺不忤于人”（《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引包咸），即在政治混乱时主动避祸不与他人冲突。孔子认为这才是“君子”的正确做法。一方面不排斥合适时机下参与政治发挥作用，同时也避免冲击保全自己。孔子又说：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蘧伯玉之行也可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对蘧伯玉的这种判断，应该是在相当了解其人后做出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卫两度“主蘧伯玉家”。又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云云，可见二人过从甚密。而进一步看，孔子的评价也有据可循。《吕氏春秋·召类》载：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
又《淮南子》载：
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主术训》）
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泰族训》）
另，《列女传·仁智》载：
卫灵公之夫人也。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
由此数条可大体得知蘧伯玉在卫为相颇有治迹，“邦有道则仕”一语并非虚言。而关于“卷而怀之”，据《左传》载，卫国两次内乱：(www.xing528.com)
（孙文子）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如愈乎？”遂行，从近关出。（襄公十四年）
子鲜不获命于敬姒，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襄公二十六年）
第一条是孙文子逐卫君，第二条则是宁喜弑君。蘧伯玉在两次内乱的关键时刻，被征询意见时都未参与合作，而是“遂行，从近关出”。杜预注曰：“惧难作，欲速出竟。”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卷而怀之”。那么“卷而怀之”是之何处呢？《说苑·复恩》一段话可提供一些信息：
蘧伯玉得罪于卫君，走而之晋。晋大夫有木门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卫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门子高使其子送之至于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门子商得罪于晋君，归蘧伯玉，伯玉言之卫君曰：“晋之贤大夫木门子高得罪于晋君，愿君礼之。”于是卫君郊迎之竟，以为上卿。
由此可知蘧伯玉确为避祸转徙异国。明确了上述背景，我们进一步来看《庄子·人间世》中蘧伯玉的第一次出场：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人间世》篇列内篇之四，其主旨郭象说乃是“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变故，世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庄子集释》卷二中），即在纷繁的人间如何调适自我角色、心理以避祸远患。而这一篇尤其关注君臣相处之道。作为本篇主体的“颜回之卫”“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三则寓言，都围绕人臣如何在乱政昏君之下求安全之策。历史上的蘧伯玉，以“卷而怀之”能得自保著称，恰能符合这一主题。这应该是庄子引之立言的主要考虑。而在上引引文中，蘧伯玉提出“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的主张，认为与侍奉君主，外在表现应是无限的迁就随顺，内在则不与之同流合污，保持内心之安顺与平和。外内相得，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达无滞，存国安君保身。
那么《人间世》中蘧伯玉的这种思想，与他本人真实的思想有何联系与区别呢？上引包咸注《论语》，说蘧伯玉“卷而怀之”乃是“柔顺不忤于人”。不可否认，离开官场确有“不忤于人”的一面。但如果从《人间世》出发看，恐怕未必能达到包咸所说。因为选择离开，“从近关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在位诸君如孙文子、宁喜等人的不合作，本身就是“忤”，就已经不是“形莫若就”了。对于这种特立独行的离世隐居之举，庄子其实并不赞成。《庄子·外篇·刻意》里对“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的“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进行了批评。因为这种行为太过标新立异，与世俗格格不入。他赞许的是“不刻意而高”的“圣人之德”，也就是郭象指出的“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之人。用《人间世》里的话说，是要“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在庄子看来，无论天下有道无道，都应该随顺于世而行，而不是简单选择离开。《论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语，在《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一节中，借接舆之口已被改成“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郭象解释道“付之自尔，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岂为治乱易节哉”。这是一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的心态。因此如从庄子立场出发，蘧伯玉应该做的不是离开，而应是对卫国在位者持“为婴儿”“无町畦”“无崖”的随顺。这实际上也就把孔子“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观念否定了。
蘧伯玉的进退出处，由《论语》“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到《人间世》的“形就而不入，心和而不出”之道，显然已被庄子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转化。窥探这一转化过程，在“卷而怀之”与“形就心和”之间，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儒、道二家在士人进退上细微却显著的思想分际与价值差异。然而问题在于，即使老子身为周守藏室之史，后来有“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之举，庄子亦以“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决绝辞楚王许以为相之聘。他们都无例外地选择了“邦无道卷而怀之”。那么道家的这种“形就心和”之道，在“人间世”中究竟当落在何处呢？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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