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伯玉，是春秋卫国的大夫，名瑗，字伯玉，今河南省长垣市孟岗镇伯玉村人。蘧伯玉责己、慎独，而且有丰富的思想。在危乱时期，保持清醒，保护自己，有高尚的君子之风。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发生驱赶国君卫献公事，蘧伯玉的所作所为，是令孔子认为十分君子的事。
《淮南鸿烈解·原道训》云：“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则后者
之；先者隤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犹錞之与刃；刃犯难而錞无患者，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高诱注：“
，履也；质的，射之準。”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其实类似于儒家的“一日三省吾身”，经常考虑自己所作是否有错，从而使自己不再犯错。这正是君子之道。
蘧伯玉的思想不仅令儒家感佩，而且其道家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
《淮南鸿烈解·主术训》云：“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蘧伯玉“弗治治之”的思想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如出一辙，皆是道家思想之源。
《庄子·人间世》记载：“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蘧伯玉的这段话对世界、对社会、对万物有非常明晰的理解和认知，含有丰富的哲理，表明蘧伯玉具有清醒的头脑。
在国家动乱之时，蘧伯玉保持冷静的头脑，“守死善道”，守住底线，又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孔子认为蘧伯玉具有君子之风。
鲁襄公十四年四月，卫献公约卫国大臣孙文子、宁惠子吃饭。孙文子、宁惠子二人很重视，但是卫献公清早去打猎，把吃饭的事忘了。已经过午，卫献公尚未派人来招待，后来想起来时，与他们说话也没有去掉皮冠。孙文子、宁惠子本来就非常生气，后来又经过人的挑拨，二人作乱。于是卫献公带着其母弟鱄（字子鲜）一起出奔齐国。卫献公出奔后，孙、宁又立公孙剽为国君，是为卫殇公。(www.xing528.com)
当孙、宁二人领士卒杀卫献公的群公子及其身边近臣时，刚好蘧伯玉看见，伯玉马上从近关逃出卫国，这是明智的选择。《左传·襄公二十年》记载：宁惠子临终时还说：“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孙、宁二人作乱的理由是不能得到宗法社会认可的。
十二年之后，卫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宁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宁喜攻孙林父，林父奔晋。”这样就给流亡在齐国的卫献公以机会。
当卫献公欲要返卫之时，蘧伯玉闻之此事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蘧伯玉又从卫国是近关逃出，告诉卫大夫右宰谷。右宰谷曰：“不可获罪于两君。”[1]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卫献公使子鲜为复。敬姒强命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姒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宁喜言。宁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子鲜不获命于敬姒，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告右宰谷。”杜预注：“十四年，孙氏欲逐献公。瑗走，从近关出。”
齐景公与流亡在齐国的卫献公一起到霸主国，请求晋国覆卫。“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宁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2]卫献公覆卫之后，宁喜弑其君卫殇公剽。献公后元年诛宁喜。
蘧伯玉在自己无法控制动乱形势的情况下，既不在国君危难之时与作乱者同流，又不在国君重新返国即位时表功或受辱。他不卑不亢，成功地躲过了劫难，维护了自己的清白人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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