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孔可谓是忘年挚交。据钱穆先生考证：“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之出，蘧伯玉始见于《左传》，时必名德已重，故孙甯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当三十。后八年孔子生。”[3]钱穆先生认为蘧伯玉和孔子的年龄差至少在30岁之上。较大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影响两人间的交往。《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分别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4]。和鲁哀公二年（前493）“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5]。孔子周游列国时，很长时间是待在卫国，而在卫国的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蘧伯玉家。孔子只有与蘧氏有极好的关系才会多次并长时间寄宿在他家中，蘧孔交情之至深可从中窥探。
蘧氏认同孔子的政治主张。孔子一向主张恢复周礼，以礼乐治天下，然而却不被时人认同，蘧氏则不然。孔子在卫国时，司徒敬之去世，孔子前往吊唁，主人却不哀伤悲痛，夫子哭不尽声就走了。听到此事后，蘧伯玉对孔子说：“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许之。孔子在教授礼仪过程中“变俗”以教之，其学生子游对此表示疑问：“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矣。”[6]蘧氏治理卫国时通过教授礼节来感化民风，改变卫国鄙俗的弊病，与孔子以礼乐治国的主张不谋而合。并且蘧氏深知孔子熟谙礼仪，故遣之教礼。孔子也深知蘧氏用意，其目的并非让孔子教会民众具体的礼节，而是以此为载体淳化民风，使民众懂得遇丧需尽哀，从而达到民治的效果。更有杂史记载，卫灵公之时有位乐师师涓，擅长创作新曲来代替古声，曾创作四时之乐演奏于灵公，灵公听后沉湎心惑，荒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7]蘧氏此番劝谏后，灵公就抛却新声而勤勉于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蘧氏担心后世传造师涓的乐器，就将其焚毁，其歌曲也随之湮灭。此条史料虽为后世所辑，但《韩非子·十过》中也曾记载卫灵公在濮水上夜闻鼓新声，召师涓作新乐，此新乐被师旷批评为靡靡之音[8]，与此记载相互印证。另蘧氏十分重视礼乐教化，而当卫灵公沉湎于靡靡之音，蘧氏加以劝谏，合乎其所为，确为可信。蘧氏深谙匡正礼乐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故教礼以化民风，正乐以谏君务政，与孔子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蘧孔思想和而共通。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蘧氏面对孔子这样一位比他小30多岁的晚辈，亦能以友处之，足见两者拥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思想契合，行止如一，君子以达。《礼记正义》载：“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史记》中提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9]，“严事”是指推崇，尊敬之意，可见蘧氏的思想对孔子的思想影响之深，以至于后人将蘧氏列于孔祠第一位。现略举两三事以证。
其一，君子以达。《礼记正义》载：“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10]其中直接引用了蘧伯玉一句话，“君子之人达。”“达”即“通达”之意，言有德君子，自达义理，观其礼乐，则知治乱。蘧伯玉认为君子必是通达义理，明晓事理之人，《礼记》采撷此意，故写通达义理之人能够通过礼乐明晓一国致乱的状况。
此说对孔子思想颇有影响。季康子曾问孔子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11]孔子认为端木赐通情事理，这是他能够从事政治的凭借，可见孔子对此种品格的推崇。《论语》中还有孔子关于“达”解说的记载：“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2]关于“上达”“下达”，学人有多种解释，朱子所讲较为精准：“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13]君子应该通晓义理，循乎天理，才会愈进高明，与蘧氏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www.xing528.com)
其二，君子以道事君。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臧孙纥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14]臧孙纥（臧武仲）出逃其实是受人陷害，但蘧氏为何认为臧孙纥是罪有应得？鲁国季武子没有嫡子，庶子中公鉏为长，但他喜欢悼子，欲立其为继承人，但这不符礼制，季武子将此事告知臧孙纥，臧孙纥利用宴会有意区分二人身份以立悼子，从而得罪公鉏。此事一出，上仿下效，孟庄子死后，公鉏协助羯成为孟氏继承人，赶走本该成为继承人的秩，作为回报，羯陷害臧武仲使得臧武仲出逃到邾国。蘧氏认为臧孙纥废适立庶，不遵守礼制，自食恶果，故而批评他不以道事其君。
臧武仲后来为了臧氏家族立后之事从邾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并派遣使者见季武子：“纥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请。苟守先祀，无废二勋，敢不辟邑！”[15]孔子听说此事有言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16]臧武仲虽然言辞谦卑，但察其言行，臧武仲只等其君满足自己的立后要求才离开封邑，如若不得请，则将据邑以叛，孔子据此才有臧武仲据邑要君之言。范氏曰：“要君者无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则立后在君，非己所得专也。”[17]臧氏的封邑受封于鲁季武子，臧武仲获罪出逃，他的封邑理应由季武子挑选合法继承人，但臧武仲却据邑要挟季武子，欲立臧氏后代，此举是以下犯上的大罪，故被蘧孔所不齿。
蘧氏和孔子都对臧武仲事君方式嗤之以鼻，蘧氏强调以道事其君，此“道”不仅包括道义，还包括礼制传统，国家纲常，作为臣子应该协助君主依礼制行事，而不是纵容其随意僭越。孔子批评臧武仲亦是因其未能尽到臣子本分，僭越礼制，据邑要君。由此观之，两人事君理念颇为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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