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宁二氏世代均为卫国的卿士。其中，孙氏为武公之后，长期活跃在卫国政坛，代问聘问、代为盟会、代卫征战。[4]宁氏在《左传》中至少有八代卿士，他们始终是当时朝政的参与者和主导者。[5]而孙文子、宁惠子与卫献公之间的恩怨，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也涉及蘧伯玉对该事件的态度。《史记·卫康叔世家》云：“献公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孙文子、宁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此事又见《论语集注通证》卷下，“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四月，公出奔齐，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左传·襄公十四年》，也有类似的记载，而且更加详细。“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痒，师曹请为之，……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这里记载了关键城邑，《史记》记为“宿”，《左传》记为“戚”。《史记·卫康叔世家》：“殇公秋立，封孙文子林父于宿。”《集解》：“服虔云，孙文子邑。”《索隐》：“《左传》作戚，此亦音戚也。”也就是说“宿”就是“戚”。牧野大战有“朝食于戚”之说，我认为那是西戚，而东戚在濮阳。[6]
戚与卫都毗邻，《史记·孔子世家》：“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这个事件发生在卫出公之时。此事也详见《史记·卫康叔世家》，其文曰：“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今阳虎诈命卫十余人衰绖归，简子送蒯聩。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蒯聩不得入，入宿而保，卫人亦罢兵。”这里的“宿”与前述的“戚”，实为一地，即孙氏封地，毗邻卫都帝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史记·卫康叔世家》卫献公后“三年，吴延陵季之使过卫，见蘧伯玉、史鱼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通志》卷七十七上：“去郑适卫见蘧伯玉、史鱼等称卫多君子；去卫适晋及戚，闻孙文子钟声，讥其不宜为乐。”在这里特别点到戚这个关键地点。《册府元龟》卷七百五十：“是年，卫孙林父，自戚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关于戚的地点，《水经注·河水》：“故渎东北经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晋赵鞅率师纳卫太子蒯聩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卫国县西戚亭是也。为卫之河上邑。”卫国县是北朝之县，东汉光武时由观县改称，在今清丰县东南。清咸丰《大名府志》卷之五：“戚城，在开州城北十里。卫孙林父私邑，东即子路墓。”而戚城遗址，现位于濮阳市区，城垣保留较为完整，其堆积可早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尤以东周文化最为丰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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