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的君子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而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生体验又使其独具特色。孙奇逢认为，欲为君子，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畏天命顺天道。孙奇逢认为，“君子所以为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为小人，只是不知天命”[22]。孔子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3]。孙奇逢说：“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无一事一时可不戒惧。大人以身体之，圣贤以言传之，自尧兢舜业，以至诸儒之居敬穷理，无非畏惧一念，流行于无穷，此正大命之不已也。”他进一步强调：“君子不独畏大人，而匹夫、匹妇不敢忽；不独畏圣言，而刍荛工瞽皆可采。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24]孙奇逢认为君子不轻生轻死，“长生不足羡。轻生望死，桎梏而死，则失所以谨身矣”，“长生必流于玄，轻生必流于侠，君子均无取焉，谨身以俟命而已矣”[25]。在孙奇逢看来，“君子无须臾离道之时，才能于天命之性浑成无间”[26]，“故君子顺天道以治其身”[27]。天道即天理。君子还要处理好天理人欲的关系。孙奇逢认为，“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顺理与从欲而已。顺理则安，从欲则危。顺理则忧勤惕励，不安乃安也；从欲则逸情纵意，安乃不安也。学者须要天理人欲之间见得分明，一毫相杂，则理终不能顺，而欲终不能不从矣”[28]。天道、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性。孙奇逢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独此是人生真乐。君子王天下而不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都是凭这一点受用。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复性”，须有“浮云富贵之怀”，方能复性，成学问[29]，成君子。
二是寡过知非。孙奇逢认为，蘧伯玉“‘欲寡其过而未能’，只此便是千圣要诀”[30]。他说，“莫看前人太高，舜之□负罪引慝，岂止自见为过。成汤之南巢，周公之破斧，宁恬然自处，为无过乎？孔子忧不善不能改，假年学易，求无太过，皆与伯玉同一心肠。彼傲然矜己自视为无过者，皆自绝于圣人之门者也”[31]，“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仲由喜闻过。此是圣学真血脉。阳明谓其弟子曰：‘你私意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愚谓学者千言万语，都不济事。只能克去己私，迁善改过，便是立命工夫”[32]。孙奇逢“尝以闻过则喜，见过内讼望同人”，“然清夜自省，己实未能”。他说：“夫以己之所不能者，而厚望于人，亦惑矣。”在经过一番深入思考之后，孙奇逢指出：“学问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寡过。”[33]他认为，“寡过于事上犹易，而寡过于意中实难”，须“怀希圣之思，立见性之志”，行真切之功，“日宜三复”[34]，“过则改，而善则迁，不患不为善人君子”[35]。孙奇逢说，“损莫大于护过，益莫于知非”[36]，“‘人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凛哉斯言！其所以唤醒人者至矣。然喜闻过者谁与？行己有耻者谁与？亦终于不幸而已。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37]。孙奇逢认为，“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皆见皆仰，何等光明俊伟！耻过作非，费尽心力，只成其为小人而已矣”[38]。他曾撰联赠友，曰“未竟厥功须寡过，欲成其是在知非”，劝勉友人摒弃护痛畏攻之念，真实学道，“以坚其末路”[39]。顺治十六年除夕，孙奇逢训诫诸子说：“学问要看腊月三十日。盖是日为一岁之终。一岁所为，或有愧无愧，各宜细加考问。行事无愧者，为君子，为善人。欺慊半焉者，利善之间者也。有欺而无慊，人斯下矣。或内多欺，而强袭于外。居之不疑，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究竟何益，罪比下焉者更加一等。蘧伯玉为君子，只是欲寡过。欲寡过全在知非。我辈不得为君子者，平昔原无欲寡过之心。一味饰非，自绝其君子之路。此夕为一年之结局。结局得干净，明朝为新岁之始，便好舒眉展眼，安稳度日。此夕有积愆，新年增愧色矣。”[40](www.xing528.com)
三是暗修以淡声闻。孙奇逢说：“君子纯全乎天者，谁敢冒昧承当？”[41]“故君子只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已矣”，“直至无声无臭至矣”[42]。孙奇逢称，万历三十年间，诸儒所称慥慥君子者，皆“暗然自修，确然纯正”[43]，“大凡逞才华，弄聪明，矜己狭人，皆曲学俗士，末闻君子之大道也。夫子之默识，文王之穆穆，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同一机缄。故颜子潜山仲尼，直从无声无臭处酝酿耳。善学者从事于斯，方是大而化之圣不可知的路头”[44]。孙奇逢认为君子重在潜习暗修。他说：“从来谓潜与见为两局，暗与章为二境。愚谓君子潜固潜，即见也，仍不离潜之体，总归于潜而已矣；君子暗固暗，即章也，仍不离暗之用，总归于暗而已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潜与暗之谓也。”[45]孙奇逢订《续家规十八则》，其中两则为“暗修以淡声闻”“好古以择趋避”。他解释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趋避不审，不学无术耳。暗修好古，君子日用所从事者，端在于斯。”[46]孙奇逢在王伯生辞行之际对他说：“无端而获高誉，君子之所耻也；无实而甘下流，更君子之所耻也”嘱咐他“过保定，晤莲陆；过涿州，晤国镇”，“二子皆暗修，当有以匡其不逮。”[47]顺治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友人问如何是道学？孙奇逢回答说：“日用间，凡行一事，接一人，无有不当理中情之处，此所谓道也，即所谓学也。必待聚众上坐开讲，拟程拟朱，恐其名是而实非。道学之实不可无，道学之名正不必有。”[48]就君子而言，也可以说：“君子之实不可无，君子之名正不必有。”孙奇逢称：“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则名固所以征实也，非此名，将从前之仁人君子，俱泯灭无闻，何以法今传后？第实至而名不至，不失为君子。如名至而实不至，未免为小人。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有此一耻，则忠信进德，修辞立诚，自不至犯鬼神之忌。暗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祥降殃，天命实式临之。可畏哉！可畏哉！”[49]在孙奇逢看来，只有学以为己，不务虚名，实修实做，方可为君子。
四是谨言慎行。孙奇逢认为君子言行不可不慎。他说：“《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言可苟乎哉？行可苟乎哉？尝思之，五经四子之言，言也，而帝王圣贤之行事，即在其中矣。此所谓动天地也。然皆从不苟言不苟行始。子曰‘慎言其余，慎行其余’，又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慎之至也。小人不知其动天地，故肆言冥行，而重得罪于天地。”[50]孙奇逢以史为鉴，一方面告诫君子慎言。“士君子当末流之会，谨躬率物，居潜用晦，深味乎其默足容之旨，庶几寡过，焚坑之惨，兆于横议；党锢之祸，成于标榜。古来名士，至于不能自全之地，托身于酒，托身于痴，以求免于猜忍多忌之际，而犹不可得，此心亦苦矣哉，起羞兴戎，口舌为烈甚矣，言不可不慎也”[51]；另一方面劝说君子自律。“士未以清节著称，犹可随俗俯仰”，“至素行皎然者，断不可苟于荣禄，偷取一时，如汉之唐林、唐尊，俱以法履著名于成帝之世，号为二唐。比楚二龚（龚胜、龚舍），后皆仕莽，前修云何？左思曰‘二唐洁己，乃点乃污。’岂独莽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严自律也。”[52]孙奇逢以遗民之身，能够在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正是始终恪守君子之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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