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时期，发生了太学生刘黻、陈宜中、黄镛、曾唯、陈宗、林则祖等六人上书弹劾丁大全，因此获罪，受到编管、安置的事件。刘黻、陈宜中等六人被誉为“六君子”。关于这件事的起因、发生的时间，各种史料记载不同。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有必要做一番考证的工作。
宋末元初的周密在他的名笔记《齐东野语》卷二十中有一条笔记，名为“庆元开庆六士”。其中写道：“开庆间，丁大全用事，以法绳多士，陈宜中与权、刘黼声伯、黄镛器之、林则祖兴周、曾唯师孔、陈宗正学，亦以上书得谪，号六君子。”这条笔记篇幅不长，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交代清楚了。周密（1232—1298）作为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距开庆年间（1259）又不远，其所撰的《齐东野语》历来被认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照理说，此条记载应可信，然而我们翻检其他史籍，就会有惊奇的发现。
上书学生中以刘黼、陈宜中为首，二人在《宋史》中都有传。我们来看传记中的记载，先看《宋史》卷四〇五《刘黻传》：
时丁大全方为台属，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国，将夺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阙上书，大概言朝廷进退大臣，须当以礼。书上，忤执政，送南安军安置，归别其母解氏。解氏曰：“为臣死忠，以直被贬，分也。速行！”
此处没有说明上书时间，但说明了刘黻上书的原因——丁大全弹劾董槐，迫使董槐罢相去国，并且说当时丁大全是御史台的官员。查《宋史》卷四一四《董槐传》，董槐被丁大全攻击导致罢相是在宝祐四年（1256）。这样，此处记载与《齐东野语》的记载，在事情发生的时间、丁大全的官职等方面均有较大出入。为了把真相搞清楚，我们再看《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此条记载甚详，时间是宝祐中，起因是丁大全为殿中侍御史，“在台横甚”。陈宜中、刘黻等六人因上书而得罪了丁大全，遭到削籍拘管的处罚，六人的行为得到三学生和士人的同情，被誉为“六君子”。此处记载的时间及丁大全的官职是和《宋史·刘黻传》一致的，只不过没有提及六人上书弹劾丁大全的具体原因，只笼统地说是因为丁大全“在台横甚”。
宝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权幸卢允升、董宋臣，因得宠于理宗，擢为殿中侍御史，在台横甚。宜中与黄镛、刘黻、林测祖（按，其他史料均作林则祖）、陈宗、曾唯六人上书攻之。大全怒，使监察御史吴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业率十二斋生，冠带送之桥门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学中，戒诸生亡妄议国政，且令自后有上书者，前廊生看详以牒报检院。由是，士论翕然称之，号为“六君子”。宜中谪建昌军。
《宋史》卷四一四《董槐传》的记载恰弥补了《宋史·陈宜中传》的不足，说明了陈宜中等上书弹劾丁大全的原因。《宋史·董槐传》：
（宝祐）四年，策免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时大全亦论劾槐，书未下，自发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学诸生陈宜中等上书争之。
原来陈宜中等上书的原因是丁大全攻击董槐，且“发省兵迫遣之”，导致丞相董槐被策免。
上述《宋史》诸传记载一致，且可相互补充，它们都与《齐东野语》的记载矛盾。至此，我们不能不怀疑《齐东野语》记载的准确性。为了进一步把事情弄清楚，我们再看其他的记载。《宋史》卷四四《理宗四》其中云：(www.xing528.com)
（宝祐四年六月）癸未，董槐罢。台臣丁大全既累疏击之，辞极诋毁，且以台牒役隅兵夜半迫槐出关，物论殊骇；三学生屡上书以为言，诏以槐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十一月）乙巳，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太学武学生刘黻等八人不率，诏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人凶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正司。
这里所记的时间和起因都与《宋史》诸传一致，进一步说明《齐东野语》的记述是错误的。此书与《宋史》诸传所不同者，在于受处罚的学生是太学武学生刘黻等八人和宗学生等七人，加起来共计十五人。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可能此处记载的是全部被处罚的学生，而《宋史》诸传记载的是为首的六名学生。
除了《宋史》，另一记载两宋史事的典籍《宋史全文》卷三五记道：
（宝祐四年六月）癸未，董槐罢，以台臣丁大全之言也。……（七月）甲午，以董槐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丙申，诏：“进退台谏，权在人主。若由学校，万无此理，且非大臣所得进退，学校可得而进退之乎？叩阍缕缕，更无已时，可令学官先谕三学诸生，各安心肄业，以副朕教育之意。仍令御史台契勘当时同待台牒作倡鼓率之吏，重作施行。令临安府根究本隅将校，惩其不能钤束隅兵之罪，以为张皇者之戒。”先是，丁大全劾免董槐用台牒差隅兵，夜半迫之出关，物情殊骇。大全继入疏自解，上亦不以为然，三学屡上书，故有是命。……十一月戊子朔，以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吴衍、翁应弼并除监察御史。癸巳，太学诸生复叩阍上书。
此处记载与《宋史》纪传基本相同，也是说三学生因丁大全弹劾、迫逐董槐而上书，但没有记录上书的三学生的姓名，并且说十一月当朝廷任命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时，太学生们又再次上书反对。结合前述《宋史》纪传的记载，刘黻、陈宜中等六人的上书应该是在第一次。
记载宋末历史的重要典籍《宋季三朝政要》卷二记道：
（宝祐四年）太学生陈宜中等上书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黼并削籍编置，下临安府，押出国门。祭酒司业率二十斋学生冠带送出圜桥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学，戒励诸生毋得譸张噪吻，妄议国政，又令今后诸生上书须前廊学官看详，牒报检院方许闻奏。
此处与前面的记载基本相同，不过这里只记载了五人，与其他的记载相比少了陈宗，应该是遗漏了。
通过对以上诸种不同史料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六君子”事件大概是这样的：宝祐四年，因御史台的官员丁大全弹劾、迫逐丞相董槐，董槐被迫罢相去国，太学生刘黼、陈宜中、黄镛、曾唯、陈宗、林则祖等人上书声讨丁大全，因此得罪，刘黼、陈宜中等六人受到削籍、拘管的处罚。六人的行为得到了太学官员和学生的同情，被誉为“六君子”。为了与之前的六君子区别开来，依据事情发生的年代，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宝祐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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