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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实践中的君子典范探析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论语》中“君子”一词有多重含义,单就训诂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词义。但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性特征在于,儒家致力于培养现实中“君子”的典范。因此,实践中“君子”的典范就应该是践行道德理想的当政者,孔子称许的这位“君子”是子产。客观上使民众生活得更好,这与儒家济世仁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故而称许子产为“君子”。同样,有物质基础的民众也会较轻松地由“君子”引导而走向道德的自觉。

长垣:实践中的君子典范探析

论语》中“君子”一词有多重含义,单就训诂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词义。一是指有道德的人,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6]一是指在高位的人,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27]。而就文本内容与历史上的思想实际而言,《论语》中“君子”的词义内涵更为丰富,不能以单一的视角限定与解读。从儒家的“君子”人格来说,显然,“君子”应该是有道德的人。广义来说,是普遍意义上有道德的人;具体来说,应该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人。但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性特征在于,儒家致力于培养现实中“君子”的典范。这就不止于普遍性的教化,而是有重点地培养民众的领导者,培养有道德而在高位的人,以之为民众效法的榜样,从而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8]。以上率下,天下大同

因此,实践中“君子”的典范就应该是践行道德理想的当政者,孔子称许的这位“君子”是子产。子产虽然不是儒家人物,但在孔子看来,子产具有实践某些儒家道德理想的特质。客观上使民众生活得更好,这与儒家济世仁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故而称许子产为“君子”。《论语》记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29]孔子评价子产做到了四种“君子”的德行,说明子产并没有达到完全理想的“君子”标准。行己恭、事上敬是修身,恭敬是礼,修身行礼才能立身处世,维护好政治社会秩序。养民惠、使民义是“安百姓”,是治国平天下。作为在位的有德“君子”,实现济世仁民的理想是终极追求,这也是孔子称赞子产为“君子”的关键所在。虽然子产不是儒家人物,孔子也不苛求前贤,认为子产具备了“君子”的某些德行,对其评价很高。这里,孔子评价子产为“君子”的关键因素是“其养民也惠”。惠民是一种很高的政治理想,给百姓以恩惠利益,是惠民利民,在物质层面上达到了大治,但没达到大化。要达到大化还要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使民“兴于仁”,这才是“君子”的最高境界。子产做到了“惠民”,但没有“化民”,这是其与儒家的分野所在,但作为执政者能践行为民的理念,这与儒家的道德理想相合,故孔子赞许子产为“君子”,以之作为理想统治者的楷模。

惠民是子产为政的根本特征。《论语》记载:“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30]施恩惠于民,使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家给人足,则国家大治。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31]可见惠民是“君子”的重要职责,是“君子”为政的基础性工作。《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32]可见孔子对子产的爱民之举是十分肯定的。《尚书》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33]使民众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保证其基本生活,百姓才能心安,心安才能进一步接受教化。《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4]亦是此意。“惠民”与“化民”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两步,而子产只停留在第一步的物质层面,《礼记》云:“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35]正反映了儒家对子产的批评。但作为春秋乱世的执政者,肯定子产具有“君子”的品行,显然对现实更具引导与实践意义。

由“惠民”到“化民”的治理路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36]当民众生活有保障,才会有精力也有志趣学习道德。同样,有物质基础的民众也会较轻松地由“君子”引导而走向道德的自觉。孔子也明确说过教化的思路:“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7]儒家理想的“君子”应是既能使民众物质生活富足,又能引导民众达到道德的自觉,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执政者。当然,这样的“君子”也过于理想化,为使儒家“君子”人格有现实的载体,孔子选择子产作为实践中“君子”的典范。孔子要确立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接近儒家政治理想的执政者,为统治者学习的榜样,从而减轻民众的苦难。虽然这样可能对“君子”标准的理想性有所减弱,但无疑大大加强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性,并从纯粹的道德人格走向现实政治,使儒家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2页。后文引用版本同。

[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4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5页。

[4]张荣明:《儒释道三教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7页。

[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5页。

[6]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

[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5页。

[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5页。

[9]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8页。

[10]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3页。

[11]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01页。

[1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98页。

[1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2页。

[1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4页。

[1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1页。

[16]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0页。(www.xing528.com)

[17]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0页。

[1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4页。

[19]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20]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1页。

[21]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61页。

[2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1页。

[2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9页。

[2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7页。

[2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1页。

[26]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页。

[2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7页。

[2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页。

[29]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6页。

[30]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6页。

[31]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08页。

[3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22页。

[3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34]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

[35]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663页。

[36]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7页。

[3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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