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性在于“君子”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论语》中被称许为“君子”的人有数位。这一方面说明“君子”人格不是镜花水月，而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君子”人数之少证明“君子”标准之高，必须通过精进修身才能达到“君子”境界。而且，一些被称许为“君子”的人是在不同的方面具有“君子”的某些德行和特征，并非全德之人，这恰好反映了儒家“君子”人格的真实性、世俗性与实践性。
《论语》中被称许为“君子”的人是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早的真实历史人物，这与儒家所塑造的尧、舜等远古传说时代的“圣人”形象大异其趣。这表明儒家塑造“君子”人格的初衷就是发现身边的典范，孔子和儒家力图发掘和塑造现实中秉承儒家道德理想的代表，以民众效法的榜样，现实中的“君子”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基础。
《论语》中被称许为“君子”的人首推孔子。“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13]仪地的边防官请求拜会孔子，其理由是当“君子”来到仪地时，他都会拜见。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在这个仪地的边防官看来，他理念中的“君子”是存在的，并且拜会了一些他所认为是“君子”的人；其二，他想拜访的是“君子”，而现在他想让人引见拜会的是孔子，所以在他看来，孔子就是他心目中的“君子”。实际上，是委婉地称许孔子为“君子”。当他见过孔子后，对孔子评价甚高。仪封人认为在当时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困境中，“天”赋予孔子信心和使命去传播道德与理想，以实现儒家济世仁民的终极目标。虽然仪封人含蓄地赞许孔子为“君子”，但孔子谦逊地表示自己并没有达到“君子”的境界。孔子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14]孔子把“君子”作为很高的理想人格追求，并不认为轻易就可达到“君子”的境界。
孔子认为春秋时期存在一个“君子”群体，他们互相学习效法，是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论语》记载：“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15]孔子评价弟子宓不齐为“君子”，强调正是因为鲁国有“君子”，子贱才会有学习效法的对象，并通过修身自己也达到“君子”的境界。这说明孔子认可当时鲁国有“君子”群体的存在。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16]皇《疏》：“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邻里故也。鲁无君子者，子贱斯焉取斯乎？”[17]孔子强调共同的理想志向是君子相互交往的吸引力，“君子”之间是相互欣赏、相互吸引、相互学习的。子贱追求德行，自然有同样追求德行和理想的“君子”可以交流、效法。(www.xing528.com)
孔子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标准评价“君子”，以确立世俗道德的典范。孔子称许南宫适为君子，“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18]儒家德行是“君子”评判的标准，追求崇尚德性的人才是“君子”。孔子称许南宫适的原因在于，南宫适否定统治者以暴力为获取政权、统治民众的路径，而肯定以儒家德行为本，领导者做人民的表率，以德化民，来实现天下大治。尚德不尚力，尚义不尚乱。《荀子》云：“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也。”[19]对违背儒家道德理想、危害社会、残害民众的暴力和叛乱行为，孔子是批评否定的。“子不语怪，力，乱，神。”[20]南宫适批评暴力和叛乱，这与孔子思想相合，所以孔子所称许的“君子”是赞同儒家道德理想的人。
另一方面，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即使不追求儒家的道德理想，但却能坚持自我，坚守底线，不与世浮沉、同流合污，能保全自己的生命，洁身自好，这样的人孔子也赞许为“君子”。孔子称许蘧伯玉为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1]孔子是理想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孔子和儒家一直强调积极入世，以实现济世仁民的理想，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大同社会。但孔子一生遇到的更多是阻碍，于春秋乱世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儒家理想，所以孔子更强调的是作为“君子”，在乱世中要坚守自己的底线，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2]孔子称赞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23]又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24]都是对能追求理想又能坚守信仰的肯定。这既是识时务的变通，也是实事求是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坚守了道德的底线，保留了儒家理想的火种。有理想，有底线，有弹性是儒家“君子”人格具有实践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同时，这一“君子”人格对形成孟子所推崇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5]的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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