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性特征表明儒家所塑造的人格理想不是空想，而是现实的存在。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事实上孔子承认了儒家“圣人”的空想性，“圣人”是儒家道德理想的化身，可以说是宗教化的偶像，具有终极性、神秘性、唯一性（屈指可数）等特征，只可膜拜，不能仿效。因此，儒家的“圣人”是存在于理念和传说中的终极理想，具有宣传意义与宗教意味，是供人礼拜的对象，而非现实中的榜样。孔子曾在回答弟子子贡问仁时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2]只有远古传说时代的明君尧、舜才有资格被孔子称许为“圣人”，可见儒家的“圣人”只是集光辉于一身的偶像符号。在《论语》这部比较可靠的记载孔子言行的古文献中，可以看到孔子生前从没自诩为“圣人”，“圣人”是孔门弟子对孔子尊崇的称号，但孔子自己并未承认，只说自己达到了“君子”的境界。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3]这既可看作是孔子的谦逊之词，实质上也表明“圣人”是不可企及的境界。这样做的好处是让人在道德理想的追求中永不止步，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一颗谦逊之心，知道自己与至善之间的距离，严于修身，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说，儒家“圣人”的预设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意义，但目标过高，缺乏实际操作性，从而对大众道德的引导缺乏吸引力，曲高和寡，不得不说是其一大缺陷。而“君子”人格的实践性特征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成为儒家理论的成功之处。
实际上，儒家所确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圣人”是孔子，而这一过程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经历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形成。张荣明教授说：“儒教者，乃中华帝制时代之官方意识形态。发端于汉武，定型于白虎。奉孔子为圣人，故称孔教；源于先秦儒学，故称儒教；以纲常道德为核心教义，故称名教；为集权君主政治服务，故称王教。其名为四，其实一也。”[4]所以，孔子的圣化是儒教形成并确立其在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结果。以先秦的历史事实看，儒家所确立的“圣人”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至于后来孟子赞同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5]，惠能说的“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6]只能说在精神上对人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却并不具备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从上可知，“圣人”是儒家终极道德理想的寄托者和代言人，其神性远大于人性，理想性远大于现实性。“圣人”是高坐云端的宗教偶像而非世俗社会的道德榜样，其与现实世界有一条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理论缺陷，儒家需要另外塑造一个现实社会的道德楷模，使儒家理想有现实的载体，以为民众的榜样。“圣人”理想的不可实践性和空想性是儒家“君子”人格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根本原因。(www.xing528.com)
与“圣人”观念的极度理想化相对，“君子”人格的实践性在于“君子”的人格预设不是完满的存在。“君子”是现实社会道德理想的典范，但“君子”是容许有瑕疵的，是容许犯错误的，只是“君子”知错能改，严于修身，对道德理想不懈追求，故成为儒家的人格典范。“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君子”人格的内核。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7]“君子”是践行“仁”的现实载体，“君子”志于仁，处于仁，安于仁，无时无处不可离仁。但“君子”的不完满性在于对“仁”这一至臻至美的至高德行“君子”未必能完全实现。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8]原因何在？陈埴《木钟集》分析说：“君子容有不仁处，此特君子之过耳，盖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丧，天理已自无有，何得更有仁在？”[9]君子“不仁”是因为君子有过，君子是允许犯错误的，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既不同于神性的“圣人”，那就不可能不犯错，这是“君子”人格的现实必然性。《周易》云：“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10]孔子和儒家强调的是有过必改，这才是“君子”成“仁”的关键。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11]“君子”犯错时不掩饰，改错时不避讳，行为坦荡。相反，“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12]。小人文过饰非，与君子形成鲜明对比。可以犯错是“君子”不同于完满“圣人”的现实性，有错必改是“君子”不同于普通大众的自觉性，二者共同构成“君子”人格的实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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