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与君子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庸之境

理想人格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种境界论，它为我们呈现了个体在体认和践行这种价值之后所能达到的状态。儒家对君子人格寄托了“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社会担当之期望，他们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要能够安于仁，处于义，不为外利所夺，生活不蝇营狗苟，如此才能够实现更高的精神超越，逐渐上达于更高的理想人格。正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12]。而最高的精神境界莫过于能与天合德，《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传》）实现与天地间万事万物之运化规律的贴合，具备了一种神妙不可言说的超常能力。逮及宋儒，又有张载在著名的《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的境界论，这一命题鲜明地表达了儒家所追求的仁爱天下、博施济众的传统思想。其“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3]的“横渠四句”更是成为历代儒生引以自任、不断砥砺自我修行的格言，鼓舞人们培养奋发进取，积极为万民、为天地担当的廓然大公情怀。对于此种人格境界，《中庸》赞叹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礼记·中庸》）圣人之道是广大无边的，他能将人之生命中的光辉充分发显出来，能够化育万物、与天道相通，是一种高远的理想追求。但此外也要有脚踏实地、一点一滴落实下来的工夫，能够一丝不苟地践行礼仪规范。这两方面的结合正体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中庸之境。

与儒家担当的救世精神相比，道家似乎并不是那么愿意积极入世以匡正天下，但这不意味着道家所构造的理想人格完全超尘绝世，对外在世界无所作为，而只关注个体“内圣”问题，不重“外王”事业。《老子》第三章中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命题，在第六十三章中也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道家的“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是一种消极等待、拱手旁观的处事态度，这并不是老庄道家的真实意图。“为无为”的命题告诉我们是要行无为之为，处无为之事。杨国荣指出：“‘无为’在此并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使整个行为过程合乎自然法则，不用人的观念、意图、目的去干扰自然法则的作用过程。”^[14]可见，道家并没有落入虚无主义。再者，道家也讲“不敢为天下先”“不争”与“守柔”，这也并不简单的是一种遁世的主张，“事实上道家并不反对建功立业，而是主张建功立业必须合于‘道’，按照道之自然进程去做，即根据事物的本性来治理事物，把建功立业的社会活动根植于对‘道’的认识和运用的基础之上，反对违背道之自然的人为的强作妄为”^[15]。这一点从很多道家文献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老子赞赏的是能够勤于行道的“上士”^[16]，这当然就离不开一种外在事功的建立。同时，“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五十六章）的话语告诉我们，道家并不是完全不识人间烟火的，他们认为做到了既混同游于尘世，而又能消除纷扰，不露锋芒，这正是一种所谓“玄同”的道境。它显然比那种离群索居、洁身自好之士的境界来得更高，更具有超越性。我们甚至可以在《庄子》中看到，他用了大量笔墨呈现了能够抚世济天下的“帝王之德”，其有言曰：“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庄子认为，能秉持虚静、恬淡无为的理念，以此来塑造君臣的德性，从而开拓出赫赫光明的功业。

对于宇宙内的事与物，道家具有等视一切的超然态度。他们从“道”的高度来观察世间一切事与物，从而认为道通为一、万物齐一，比如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再如“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事物既然没有差别，因而也就没有比较其美丑、贵贱、好坏的必要；人也要因此无有差别心，才能摆脱一切牵绊、挂念，实现虚静与逍遥。人不过是宇宙中普普通通一物，始终是在自然之道的法则下过活。相较之下，儒家更多是以“人”观之，因为人有亲情的牵挂，所以就要标举“孝”道；因为人有类存在的同情心，所以就要讲究“仁”道。人一生总是要绕着这些亲情、友情、师友之情乃至君臣之义等诸多关系来转，并在每一种关系中都扮演着一特定的角色，承担着特定的责任和义务。一旦脱离了这种关系性位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会挂空。所以，儒家以仁所确立下来的价值标准来判别周遭的一切事情、现象，于是乎就有了儒家的人文教化。并且他们认为人在宇宙的一切生灵中是最为显贵的，周敦颐就曾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17]而且，“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天地若没有了人，谁去仰它高，谁去俯它深，终将是要归于黯然寂灭，因此王守仁会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18]人在存在价值上具有最为高贵的可能性，因此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与创制者，而圣人的理想人格更是这个世界中“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的引领者。(www.xing528.com)

此外，儒道两家在历史流变中，其境界论也曾有过视域交融，突出表现在他们一些核心范畴的互通，例如在《通书·圣学篇》中载：“‘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19]如周敦颐所理解的，圣人的精神境界无非就是通过无欲以达至于虚静、大明、公为天下的境地，“静”“虚”“明”“公”这些核心范畴显然是从道家那里借鉴下来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儒道互补成其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