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认为,世间财富的增加、名声的博取、知识的积累,都是一种在做加法的人生。这样一个过程并不能完全实现人的真正意义,更多的时候反而是一种人生的枷锁。而之所以天下人会熙熙攘攘去追逐这些名利等附加之物,在于大多数人都是无知的,没有洞见真正的人生大道之所在,不知人的本真情态是如何的。从这样的一个基点出发,道家提出的一套哲学以及理想人格的建构都是一种做减法的思维,但并不是一味地削减、退步,而是依靠这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更富有高度的回归,从而使自己的身心性命完整饱满。
作为道家的代表性著作《庄子》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入思考如何能够实现“逍遥游”之人生境界的沉思中,而在随后的第二卷《齐物论》中,又说“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从一出生,就开始与这个嘈杂的尘世打上了交道,与各种各样的人、事、物相交接,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人的悲、欢、惊、怒、怨等等,就这样一直奔波下去,忙忙碌碌难以抽身出来,却苦苦不知归宿在何方,也不知道真正的“我”应该是什么样的。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悲哀、令人茫然无助的事情吗?有了这样关于人之生存境遇的强烈意识以及深刻的反思,使得道家开始了对理想人格境界的求索。庄子说:“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真人的理想人格正是对这种人生境遇的彻底觉悟,是人的本真之性的完满呈现,它以自身的自然本性为根本存在状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老子》第二十五章)人不过是宇宙中之一物,与其他事物相比,本来并没有什么例外特殊之处,人就应该遵从自然无为的法则,依此而行,自然能够全身保真。所以,这个时候道家就开始反复论述真人或圣人是如何行事的,以此来形成自己所倡导的一套境界论,例如:“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庄子·刻意》)再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借助真人与圣人的理想人格,道家向世人发出了回归本真的号召。(www.xing528.com)
紧接着一个问题是,真人与圣人乃至其他至高理想人格同是道家所建构出来的,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呢?《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历代注解中有成玄英认为“至人”“神人”与“圣人”事实上是一回事,只是“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其实一也”[3]。他们同样表现为把自己的利害排除在外,不居功名。然而,在《天下篇》却出现了:“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庄子·天下篇》)高亨注云:“宗者,道也。……精者,道之精也。……真者,道之真也。……天人、神人、至人同为第一等人而异其名。”[4]也就是说,天人、神人、至人三者能始终不离于道,也就能与天同德,他们是道家理想中的人格典范。但在这里,作者以道家的评判立场,将“天人、神人、至人”与“圣人”“君子”以及“法术之士”分为四等,很显然“圣人”与“天人、神人、至人”被隔开了一层,并且是落入了第二等位置。对此,高亨接着分析道:“天人、神人、至人皆云‘不离’,不离云者自然而至。圣人则云‘以为’,以为云者,勉为而至。故圣人为第二等人。”[5]这里之所以要将“圣人”与“天人、神人、至人”隔开,是因为圣人不再像前者处于一种无名之朴的状态,而是开始化而欲作,向外发用透显,也就是老子笔下的“无为而有以为”[6],即属于一种有意识的无为。可以说,道家的内圣外王之完整理想人格结构根本上还是依托在“圣人”身上的,而不能缺失这种“外王”的发用作为,所以《庄子·天道篇》中也说“静而圣,动而王”。老庄在这一点上再次实现了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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