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与君子文化：探寻儒家理想人格建构

君子人格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形象。古人云：“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圣人自然是一种最高的理想人格，但一个人生前自诩为圣人，则会被视为是狂妄自大。因而它更多的是一种身后的道德评价论上的榜样树立。“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我们最多只能说自己在求仁成圣的路上，而不能说自己已经成圣了。正由于“圣人”永远是一个处于进行时的揭示词，以至于对于绝大多数儒家修行者来说它是一个可望而未即的理想。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揭示词是因为“圣人”的理想人格包含了儒家一些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例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观、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理想。通过对圣人人格的瞻仰与效仿，我们自然可以对这些价值理念有所体认或感知，宋儒常言的“观圣贤气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而之所以说“圣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可望而未即的理想，是因为人都是有限性的存在，其肢体的沉重惰性总是人在求圣路上的绊脚石，这也反衬了圣人理想的难能可贵，但它又是值得被欲求的。而且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成仁成圣的可能性，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蕴含有光明的德性之本心，“人皆可以为尧舜……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只要将这种本心良知加以扩充、发扬、光大，依循一定的礼制规范，充分发挥自身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性，就可以离理想的道德人格更近一步，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www.xing528.com)

相比圣人人格之超凡绝圣与道全德备，君子人格则具有很强的现实可及性和养成上的平易性。并且事实上，对圣人理想的价值追求早已是嵌套在君子人格的构建之中了。“君子”原指有爵位者，尤其是周代的上层贵族，从而与普通的庶民群体区分开来，如《诗经》中“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经·南山有台》）一语中的“君子”，在没有附加儒家的诠释前，就完全在“有爵位”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而当它进入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论域时，则更多的是在道德评价上来指称的，从而开始具有理想人格的意味，当然它也保留了原初的内涵。比如，《论语·颜渊》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很明显兼赅了“德”与“位”的意思。既有德又有位当然会是“君子”的完备内涵，也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德福一致状态。但是，现实中却往往并非如人所愿，有德而无位的失意与德薄而位尊的骄横时常有之。因此，儒家对“君子”之内涵的重塑，一方面寄托了天下有道、德位相称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又激发了普通群众能够修行成为君子人格的道德责任感。而随着对道德修养的强调，不常具有的“位”的内涵则逐渐被淡化掉了。那么，从这种德位不常相称的现实状况出发，君子人格之建构的意义该从何谈起的呢？拒绝平庸，拥抱高贵的理想，敢于超越当下现实性的、不完美的“我”，去追求和照面一个更加完善的“我”，会是君子人格追求的意义之根底。一个人如果自暴自弃，自然就会落入“小人”的境地。一个人敢于超拔自己，挺立道德主体，就可以成为君子。《论语·里仁》中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小人在与君子的区分比较中自然相形见绌，充分证显了君子的人性光辉，同时也表明君子人格的养成完全是一件自主、自觉的人生事业。诚如楼宇烈先生所指出的，单单在先秦文献中对君子品德的论述就不下2000处，有的内容也很繁复，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取一言而终身奉行，坚定不移，笃志而体，就能够达于君子。^[1]这说明君子人格的培育与养成重在于“反求诸己”，贵在能有切切实实的践行与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