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儒家的君子本质上是与圣人一致，所以墨家与道家的批判与其是在针对君子，不如说反映出三家不同的圣人观。
先秦时期，圣人的形象已在各家学说中展开。在儒家学说中，圣人是一切理想人格中最为神圣的。《论语》中圣人虽出现不多，但每次出现，孔子都报以极大的敬畏之心，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7]。圣人以其“博施济众”的宽广出现在孔子与弟子的言论中。至于孟子，圣作为一种品质，体现的是“大而化之”[28]的广博。这种广博不仅仅在于对理义之善的持守，还在于包容过错。圣人可以有过错且不屑于掩饰，有过错而能及时改正便是圣人对过错的包容。至于《荀子》，圣人不仅仅有化万物，应对万千的包容[29]，而且圣人有其“明”[30]，能够察知一切道理，所以能行理于天地间，故而自成有功有名的事业。总体上，儒家的圣人不会离开“我”是否足以担当圣人这个核心问题。虽然，《论语》中孔子一直认为自己未见圣人，自己不敢以圣人自居——但这种否定的应答表明孔子确实将圣人与自己的能力联系起来思考，关注到自己能否成圣这个问题。而孟子则较为明晰地点出了圣人与自我的关系，他认为“圣人与我同类”[31]，而且同意“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所谈的圣人与我的紧密关联关键在于自我的内心之志，是否有我这样足够积极的心态去担当大任。如果自我愿意去担当圣人，圣人便是我，我便是圣人。荀子则认为圣人与我的能力有关系。不同的能力成就不同的人格：士人，君子，圣人。由低到高地积累自己的行善能力[32]，达到积累之极才是圣人。无论是孔子的圣人的居位问题，还是孟子的心志问题，抑或说荀子的能力问题——其关注点都在于“我”，“我”能否成为圣人的问题是儒家对圣人理论的贡献。
至于道家，圣人形象在于法自然，法天贵真的心。圣人之心是最重要的，圣人可以无功、无名、无己。[33]关键在于圣人能否与万物为一，能够心静持守，而通于天地，已达到天之乐，而非局限在人之乐。道家的圣人问题其实是人之心如何与天地万物相通，而不是人如何成就自己。因此，道家的圣人是“无己”的。
墨家的圣人则在于为民之福利奔波，其形象不若儒家圣人畅达，也不若道家圣人潇洒，墨家圣人始终是“殚精竭虑”的。[34]墨家称颂稷教人种稼，称颂大禹治水，称颂伯夷制规范——对民之利益的关注是圣人最为关心的事。而从奔波担忧民之生养的圣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圣人之德则是广博而光明的。在这个意义上，墨家的圣人与荀子的察知万物、广博有能力的圣人形象不谋而合。但是墨家的圣人关注到的问题是圣人如何为万民带来充足的利益和安养的生活环境。
综上可见，圣人在先秦时期均是代表各家理想中至高至善的存在。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圣人都能广博地包容一切，从容地应对变化。孟子的圣人能够将善“大而化之”，荀子的圣人能够“应变不穷”而“志意广大”。墨子的圣人之德则能“盖总乎天地者也”，“章明博大”。庄子之圣是“以蓄天下”的圣人之心。[35]
而且圣人都会关注到生民的生养之事。如孔子讲“博施济众”，孟子认为“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荀子认为圣人能够“成万物”。而墨家圣人更是身体力行地投身于让“万民被其利”的事业中。庄子的圣人虽未直接讲生养，但其圣人能够“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达到的是对万物生养的关注。(www.xing528.com)
由上可知，圣人能够达到如上至善的品质关键在于圣人之明。这种“明”可以察辩天下万物，也能够以己之力去应变万千，而不是为物所干扰而不知所措。因此，荀子认为圣人能力的最高体现是“明”——“明之为圣人”。而且此“明”能够推究到天地之间，因为圣人所明的是“天”。庄子则认为圣人之明是因为其心之静，水静则明照万千之物，所以“明”的意义在于能够“明鉴”。而墨子对圣人的称赞也有“若日之光，若月之明”，圣人的“明”在于其光辉能够普照。无论是哪种“明”，都体现出圣人之知的高远。
但是，先秦的圣人在各家的发展中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儒家的圣人关键在于“治心”，而非“劳力”。“治心”意味着儒家若要成圣，其关键在于成己。而成己则意味着对自己德性的要求，而非物质的关注。因此，儒家“治心”的意义在于对自我品性修养的时时关注。这意味着此圣人不是仅仅如墨家的圣人那样关怀民众的生养，也不会如墨家的圣人那样身体力行，“手足口鼻耳”都要投身于万民获利之事。这会使圣人忽略掉文化品德上的教化，如制礼作乐的事情。至于道家的圣人则在于“虚静”而无为，返璞归真。使万物保持其本身的美和生养，彼此能够相通而非相害。庄子更倾向于对儒墨圣人的限制，要求去掉过度的人为干涉和仁义教条，以保全万物各自的真性。因此，道家的圣人更接近于本己自有的圣。
由上可知，以上三种角度的圣人观彼此互补，共同完善了先秦古代的圣人形象。如若只有儒家注重“治心”，而缺少墨家的身体力行的全身心投入，儒家之圣容易陷入只关注成己之中，而忽略成己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如若只有墨家殚精竭虑，事事亲历生养之事的圣人，那么将失去对整体秩序以及文化精神的安置。如果只有儒家和墨家践行仁义的观念，那么事事物物之心总是执着于是非善恶的道德要求中，成圣之事难以抵达内心。然而唯独道家的虚静无为，难以排遣人之性情的发展。从三者的圣人观可以看出圣人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本于己而能达于物。
此外，先秦时期的圣人并非完美的形象。虽然，圣人是人人心向往之的理想存在，但是圣人是因其广大、明知的特点而彰显其特色，却并非因其完美无瑕而令人向往。圣人可以有过错和问题，但能够及时改进。[36]圣人不须面面俱到，只需依照心中之明览而行事即可。由上可知，圣人并非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只是因其能够包容万物而特别凸显出一种可以独立对待的人格现象。
宋明理学对圣人、君子的发展则从“颜子所好何学”开始，对于君子的理解已经突破先秦儒家的君子思想，而且，宋明理学能吸收墨家、道家的批判，并统合佛教，发展出义理更为圆融的圣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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