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一书中“君子”出现次数为82次。孟子仍然将道德修养和仁、义、礼、智、信等品质作为君子应具备的首要条件。
孟子提到君子之道：“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47]；孟子又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48]，显然，孟子将约守仁义，博施道德看作君子之大道，正道。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49]。赵岐解释说：人和禽兽的差异即在“知义与不知义间耳”，“众民去义，君子存义也”[50]。综上可知，古代学者均认为，“去义”和“存义”是庶民和君子间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孟子反复强调君子要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51]“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52]“君子亦仁而已矣”[53]“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54]“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55]“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56]。孟子指出，“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57]。孟子把“君子犯义”等均视为国之存亡的关键：“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58]孟子也讲“信”。孟子说：“君子不亮，恶乎执？”赵岐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顺。若为君子之道，舍信将安执之”。孙奭解释说：“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为主，则君之道恶乎执？言执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59]显然，孟子认为，对于君子来说，信和仁、义、礼、智同等重要，是君子必备的条件之一。和孔子的君子观类似，孟子也将道德修养和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品德视为君子必备的条件，仅此而论，孟子的君子观实际上是对孔子君子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孟子认为，君子除了应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质外，还应该襟胸开阔，言行举止庄重恭敬。孟子批评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指出“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60]，又说“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61]。这是说，恭敬不能出于表面形式，虚假不实。综合孟子有关论述可知，孟子所说的君子，首先应该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
在《孟子》一书中，君子则更与“创业垂统”[62]“战必胜”[63]“治野人”[64]“平其政”[65]“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66]“定四海之民”[67]“平天下”[68]等相联系，显然在孟子看来，君子不仅要具有优秀的道德修养和仁礼等品质，还应该具备治国用兵，教育英才等卓越的才能。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度在各国普遍建立，春秋时期儒家积极主张的“学而优则仕”[69]，逐渐成为各国统治者选拔各级官吏的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君子不再仅仅专指孔子所说的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行为举止符合仁的精神、合乎礼的要求的人，孟子更加强调，君子应具有治国用兵、教育英才等卓越的能力。用今天的语汇来表述，孟子所说的君子，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人。君子要具备各种卓越的才能，就要不断地学习，并且把学习到的各种知识和本领传授给天下英才，成之以道。孟子具体讲道：“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70]在孟子看来，君子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积极地养育英才，君子所珍，圣所不倦，其惟诲人。由此可以看出，较之于孔子的君子观，孟子的君子观的内涵更加丰富。(www.xing528.com)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中期，较之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天下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迄战国中期，各国之间“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蠭出，盟誓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顾炎武谈论周末风俗时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71]在此背景下，孟子进一步强调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君子的必备条件，显然符合时代的要求，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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