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近代辜鸿鸣先生颇为关注“温良”问题，对此也有特别的理解。辜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典型特质就是“温良”[17]，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特性“难以言表”，不易确解，但他强调“温良”绝不意味着“懦弱或是软弱”，相反，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彬彬文雅之气和质朴之厚德。本文以为辜先生此说不仅中肯，也是颇有深意的。
首先，“温良”展现了华夏文明的人文化成。文明不仅表现在技术的发明和物质财富的丰沛，也表现在人类自身的精神生长和进步。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一大区别就是前者学会了自我克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前文明即为人类的野蛮状态，是单纯的、直接的、动物性的存在，他们受本能的驱使，难以控制自身的行为，加之社会也没有有效的规范予以控制与约束，所以野蛮状态“不外是无法的和凶暴的状态，没有驯服的天然冲动状态，不人道的行为和情感的状态”[18]。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弱肉强食。此亦正如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论：“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交焉而争，睽焉而斗。”[19]显然，在动物性的野蛮状态下，不仅没有宽容与妥协，而且是“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充斥本能宣泄的狂暴和凶残。而文明此正相反。理性的能力控制了自然的本能冲动，“没有驯服的天然冲动状态”已大为缓解，取而代之的是“我对于我的活动的目的加以反省”[20]的理性沉思。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即在于人不仅有气，有生而且有知、有义，人凭此知与义，即能驾驭自己的行为，又能反思，“吾日三省吾身”，以“大体”能思之“心”来制约、引导感官之类的“小体”，从而避免“物交物引之而已”的隐于本能，故可以避免彼此间凶猛的争斗，能“群”能“分”，构成和谐的人群和社会。“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1]如果说本能的野蛮人是放纵和奔逸的，是无遮无拦的，那么文明则显然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对人的本能进行了有意的限制。文明要管束本能，并迫使它在规范的范围内活动。就此而言，文明的到来也就同时带来了“克己”的制约，即“自曲折以赴礼”[22]。但也正是这种“克己”与“赴礼”，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性，越来越“成人”，从而消除“第一性”的凶暴，而彰显“第二性”的彬彬有礼。因此，“温良”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折射出华夏文明的进步和成熟。
其次，“温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忠恕”精神。前述“温良”中所包含的谦下礼让，从交往的角度来观察，本质上是对自我中心的超越，即力主以一种平等心尊重和体谅对方，凡事多替他人着想，从“他者”的立场来反思自己的欲求是否合理与妥当，此正是孔子所强调的“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人”；而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显然，不论是“忠”抑或“恕”，其所倡导的都是在人际交往中突破唯我独尊意识，以实现利人利己的双赢。而其着力点则是强调对他人的存在、感受和利益的关切，不是目中无人，更不是恣意妄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忠恕之道其实包含了一种对他人的礼敬之心：“与人恭而有礼”（《颜渊》）；一种对他人的“忠敬之心”：“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一种对他人的“反求诸己”的律己之心：“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23]。很显然，不论是忠敬之心，抑礼敬之心，或“自反”之心，既体现出一种审慎戒惧的交往态度，又显示出一种对“他者”的敬重以及自觉的谦逊，而弃绝自以为是的飞扬跋扈。总之，“温良”涵润了“忠恕之道”，也凸显了成人成己的赤子情怀。
再次，“温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厚德精神。孔子所崇尚的“温良”，浸润着宽厚、包容和礼让，洋溢着敦厚品格。它赞赏忠厚老实，少机巧，不钻营，推崇质朴、诚实、坚韧和宽容，其核心即是弃刻薄而取厚道。这是中华文化非常称赞的美德，《周易》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4]，《老子》的“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25]等等，都是宣扬一种忠厚之德，祈愿一种纯朴之性，摈弃尖酸刻薄。流风所及，传统社会十分重视厚道做人，忠良行事，古代家训于此有反复申明。如“居心不可刻薄，当处处以仁，存心纯是一团蔼然和气”[26]，又如“子孙……宁宽厚，勿刻薄”[27]。这类反复叮咛，既显示出先人对厚德的重视，又体现出“温良”的精神，已化为百姓的日用之德。
孔子喜爱“温良”，也行为“温良”，并缔造了一种特别的“温良”文化，使之成为“文化中国”的一大历史—人文符号，并将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启迪。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认为，全世界都应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不可少的要素。”[28]我们以为，孔子所推崇并传扬的“温良”精神，正是当代世界的一种“良药”。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注释】
[1]《论语注疏·学而》，中华书局1979年版。本文引《论语》只注篇名，均引自此书。
[2]辜鸿鸣著，黄兴焘、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3]《论语注疏·乡党》。
[4]《论语注疏·阳货》。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6页。
[6]《四书章句集注·颜渊》。
[7]《礼记·表记》。
[8]《孟子·公孙丑上》。
[9]《论语注疏·公冶长章》，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仪礼·大射》：“耦进，上射在左并行，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毕，北面揖，揖如升射。”
[11]《论语注疏·八佾章》，中华书局1979年版。(www.xing528.com)
[12]《老子》第二章。
[13]《左传·哀公十二年》。
[14]《四书章句集注·颜渊》。
[15]《四书章句集注·颜渊》。
[16]《四书章句集注·颜渊》。
[17]辜鸿鸣著，黄兴焘、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18][德]黑格尔著，杨造时译：《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9页。
[19]《柳宗元集》第一卷《贞符》。
[20]黑格尔著，杨造时译：《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9页。
[21]《孟子·滕文公上》。
[22]《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23]《孟子·离娄上》。
[24]《周易·坤象传》。
[25]《老子》第三十八章。
[26]于成龙：《于清端公治家规范》，《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华》，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
[27]蒋伊：《蒋氏家训》，《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华》，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页。
[28][英]李约瑟著，劳陇译：《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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