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与君子文化：儒家君子之学的构成和社会影响

在《春秋》三传中，《公》《穀》二传除以君子云云解经外，还引有子某子、某子及“传曰”等形式阐述《春秋》大义，从而突显出《公》《穀》二传的经学属性。《左传》“君子曰”从根本上讲，乃是就《左传》所载人物或史事所发的史论。尽管有杜预为把《左传》说成是传《春秋》的经学著作的种种努力，但《左传》作为史学及“君子曰”作为史论的本质并不能因此被改变。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否认《左传》与儒家的关系。因为“君子曰”中引诗、书及贤达语以为论议之助的表达方式，尤可突出其儒家属性。所以，无论是《左传》“君子曰”，还是《公》《穀》二传的君子解经语，都彰显出它们的儒学色彩。这样，它们应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构成内容。儒家的君子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孔子受春秋以来与卿大夫贤哲们相关的理性思潮的启发推动而形成，其中包括其前积累传承而来的德礼思想因素；所谓儒家君子之学，则是对儒家道德伦理期望的集中概括。可以说，无论是“就位以修德”，还是“修德以取位”，都使君子人格成为人们道德理想中仰慕向往的对象。由于儒家的君子之学萃取了相关的道德伦理修为精华，使之在古今各种思想学说中最具代表性，亦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和道德号召力的信念体系。它既是儒家的最大思想贡献，也是其地位恒常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六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50页。

[2]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后又有学者申说之，如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4]杨伯峻引张照：《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5]张岩：《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99页。

[6]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7]崔述：《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元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11]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论语注疏·子路》，《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16]《毛诗正义·鄘风·定之方中》，《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17]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国语解叙》，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19]黎德靖编：《朱子语类》（第六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51页。(www.xing528.com)

[20]陈梦家：《王若曰考》，《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于省吾：《“王若曰”释义》，《中国语文》1966年第2期。

[21]《尚书正义·微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2]《尚书正义·君奭》《尚书正义·立政》，《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3]如《论语》，他如《礼记》之《檀弓上》《乐记》《杂记下》《祭义》《仲尼燕居》《中庸》《表记》《缁衣》《大学》；《易传》之《文言》《系辞》；《穀梁》僖公十六年，《公羊》昭公十二年、哀公十四年。

[24]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周语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

[25]姚曼波：《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5页。

[26]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200页。

[27]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28]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29]张东光：《传统史学的衡评模式与衡评标准》，《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30]《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6页。

[3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32]黎德靖编：《朱子语类》（第六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52页。

[33]《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又见《国语·鲁语上》；《左传》宣公二年：“书法不隐。”

[34]程千帆：《史通笺记·惑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5]《孟子正义·离娄下》，《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36]《公羊》哀公十四年、《穀梁》隐公四年、桓公五年、襄公十九年、昭公四年。

[37]《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6页。

[38]袁宏：《后汉纪·后汉纪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

[39]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

[40]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