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君子曰”的性质，还是以杨向奎所言最值得关注，他说：“皆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下之论断也。此项论断或为其本人之意见，或为取自他人之议论也，在当时固能代表一部分人之意见。”[28]即“君子曰”实代表《左传》作者对所述史事或人物的评论，既可表明作者的观点，又有助益读者的理解，并试图为人提供启发。在《左传》中，与“君子曰”相当还有“君子谓”“君子是以”“君子以为”等形式，如隐公十年：“君子谓郑庄公于是可谓正矣”；庄公二十四年：“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文公四年：“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襄公十三年：“君子以吴为不吊。”这些与“君子曰”一样，也是就人物或史事所发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左传》中共出现了80条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为加强这些评论的权威性或力度，往往引诗、书及贤达之言作为论议之助。可试举几例说明之：
《左传》隐公六年载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左传》哀公十八年载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
《左传》文公二年载：“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之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其中第一例乃论陈侯拒谏、不许郑伯请成、终乃败于郑之事，以伸“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之意；第二例论楚王用人不疑，以伸不可因卜筮惑乱己志之意；第三例论鲁跻僖公之逆祀，以伸礼祀以顺为上而不可逆之意。为使其义畅达，为人所信，皆引据诗、书经典及贤达名训反复申说之。在《左传》约80条“君子曰”类评论中，上述引据诗书贤达者近40条，约占总数的一半。如果以之与前述儒家文献中好引诗书及孔子等圣贤话语的习惯相比，“君子曰”类评论的儒家属性十分明显。只不过《左传》“君子曰”乃就人物或史事记载所发的评论，相当于史论，这是其特异之处。有学者把《左传》“君子曰”类评论与《史记》“太史公曰”视为同类，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衡评模式”[29]，其史官评论的性质看得更清楚。
《国语》中亦有“君子曰”，但与《左传》相比，二者在数量及繁简形式上区别较大。《国语》中“君子曰”共11条（其中在同一段记事中前后两见者，亦算为两条），每条仅一句话，最少者两字，最多者不过六字，若加句尾“也”字亦不过七字。除“君子曰”外，《国语》中再无可与其相当的“君子谓”“君子是以”“君子以为”等评论形式。《左传》“君子曰”约40条，若再加“君子谓”等约80条，二者在数量上相差已如此悬殊。此外再从每条句法字数上看，《国语》多为短句，《左传》相对则不乏大段的议论文字，其中往往又引经典及贤达话语作为议论之助，大大加重议论语势及句法长度。如文公六年论秦穆以三良殉，襄公十三年论晋军将佐相让等，皆百余字长论，昭公三十一年论邾黑肱来奔则两百余字，几可视为一段相对独立的礼论文字。如果说“君子曰”在《国语》中因句法短、数量少尚未引人注意，在《左传》中已不然，它已被发展为全书叙事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君子曰”在《左传》《国语》中的不同，如果从繁简演进趋势上看，《国语》成书在先，《左传》成书在后。但如果视二书为性质不同的两种叙事体裁，《国语》作为记言体从理论上讲出现应稍早，《左传》作为成熟的编年体史籍出现应稍后，但已把“君子曰”发展充实为史书叙事中评议论赞而尽施其用。“君子曰”一般都置于一段相对完整的叙事单元结尾，作为权威性评断，用以启发教育读者，并达到历史教育的目的，如《国语·楚语上》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左传》“君子曰”的这种作用，应是对此前叙事习惯的继承，并为其后史书论赞传统之形成开出先声。
“君子曰”既为史论，那么，它同经学义例是不同的。《通志·总序》曰：“凡《左传》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以“君子曰”与“太史公曰”相提并论，自视之为史论，但又曰“经之新意”，乃本杜预《春秋左传序》“《春秋》新意”而言。据孔疏：“《春秋》新意……通变例与不别书也。”[30]即等于视“君子曰”为《春秋》义例，可见史论与经例是不同的。章学诚曾论“经解”与“史论”之别，他说：“经解须读宋人制义……史论须读四史论赞……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说君子推论之遗……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31]章氏谓四史论赞本于《左传》“君子曰”，盛赞其辞义风格隽永，其与经解之不同自明。朱子曾谓：“《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32]唐代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中已有“但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是后相传，直至清人犹有此论，如《国故论衡·原经》：“且言左氏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自注：“刘逢禄、王闿运、皮锡瑞，皆同此说。”此言自是定论。从这个角度讲，“君子曰”纯是《左传》中的史论，绝非解经语或经例。察《左传》中虽有讲书法大义的内容，但那是本于春秋史官的“书法”[33]，此“书法”乃当日史官记事的载笔法则，《左传》之外，亦见于当日其他史籍，如刘知几所见《竹书纪年》有曰：“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等。[34]所以，这种“书法”原作为“史法”，不全同于日后所谓经学义例。至杜预始于“五十凡”之外，又把《左传》中诸如“书”“不书”“先书”“故书”等说为《春秋》的“新意变例”。这只能视为汉魏以来左传家的春秋家法，是经杜预之手发展成的一套《春秋》义例体系，目的在于使《左传》完全经学化，以绝汉儒所谓“《左传》不传《春秋》”的口实。杜预的这套说法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公羊》《穀梁》则与《左传》有所不同，由于二者本为经学，于是与《左传》“君子曰”有异，二传中多假“君子”之名说解《春秋》大义的内容，它与“君子曰”作为史论不同，是地道的解经语，其用全在诠解《春秋》的微言大义。
古代相传，多谓《春秋》乃讲“义”的书。《国语·晋语七》：“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此所谓《春秋》乃孔子以前的《春秋》，所言已重在“德义”。孔子则曾自谓：《春秋》之“义则丘窃取之矣。”[35]他如：
《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以道义。”
如此就使“义”成为《春秋》作为经书的内容本质，以至《公羊》《穀梁》作为解经之书，多言“《春秋》之义”[36]。何谓《春秋》之义？《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中记载先王志业，三代圣道，为孔子所向往，然迫于时世，又多隐微难明之义，于是孔子托诸行事，寄意后世贤人君子发明之。《公羊》作者认为《春秋》出于君子之手，如：
《公羊》庄公七年：“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公羊》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
即认为《春秋》乃君子所“修”、所“为”。出于这种认识，二传作者多假君子之名说《春秋》微言大义，从而表现出二传作为专门解经之书的本质所在。如：
《公羊》隐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
桓公十八年：“仇在外则何以书葬？君子辞也。”(www.xing528.com)
僖公二十三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
昭公元年：“故君子谓之出奔也。”
昭公十九年：“是以君子加弑焉尔。”
《穀梁》隐公二年：“故君子进之也。”
桓公二年：“于内之恶，而君子无遗焉尔。”
文公二年：“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
《穀梁》宣公十七年：“君子以是为通恩也，以取贵乎《春秋》。”
上举诸例，所谓“君子”云云俱是揭示《春秋》叙事背后的褒贬大义所在，相当于从经学义理的角度对此叙事形式的诠释。下举二例说明之。
《公羊》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秦无大夫，此何以书？仕诸晋也。曷为仕诸晋？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
按，此“故君子谓其出奔”乃谓《春秋》贬责秦伯以有国之尊而不能与弟相容。
《穀梁》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
此谓大夫为国君迎娶虽不合正礼，但《春秋》乃褒赞纪履緰来与鲁行聘问交接之礼，即“君子进之”。这样，君子在《公羊》《穀梁》中就成为说解《春秋》褒贬大义的经学表述主体。在《左传》中偶亦见以君子名义说解书法大义者，如桓公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此条可与《公》《穀》二传中的君子解经语相校。其“先书”云云若据杜预《春秋左传序》所言，乃应归于“新意变例”之属。不唯如此，按《春秋左传序》所言，《左传》“君子曰”亦有相当于《春秋》义例者。如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杜预谓此可归为与“发传之体有三”并列的“为例之情有五”，孔疏曰：“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五事所摄，诸例皆尽。”[37]是《左传》为《春秋》所发之例有五体，此五体尽摄诸例之义，同可用为指示褒贬大义的解经之律。又《左传》昭公二十年《经》、襄公二十一年《经》、昭公五年《经》、昭公三十一年《经》，记有所谓“盗与三叛人名”，昭公三十一年《左传》“君子曰”畅论其义有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类、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若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而有名章彻，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若窃邑叛君，以缴大利而无名，贪冒之民，将置力焉。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教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其论可与五体之例相校，《春秋左传序》曰：“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如杜预此言，则以“君子曰”不是史论，应是说书法大义的解经语。前文曾言，“君子曰”多就人物或史事发论，因而一般目之为史论。但上举成十四及昭三十一年“君子曰”，所述主要与书法称谓相关，这又涉及前文所言春秋史官的书法载笔原则。前文已指出，杜预为把《左传》说成是传《春秋》的经学著作，在他总结创通的春秋义例的体系中，已吸摄囊括进此史官书法原则在内。职此之故，与书法称谓牵涉甚深的成十四及昭三十一年“君子曰”，被杜预举为诠释义例之“例”，自于情理可通。因为书法称谓与名教纲常相关，其不仅为经学所看重，亦为史学所关注，所谓：“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38]对纲常名教的维护，是经学与史学一致的宗旨，二者于此绝无彼此之分，而且这是由《春秋》定下并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者，即司马迁所谓《春秋》乃“礼义之大宗”所留下的影响。[39]所以成十四年与昭三十一年两条“君子曰”虽被杜预选中为诠释《春秋》义例之“例”，但与其原作为史论的性质并无矛盾抵牾。在《左传》全部“君子曰”中，这两条关于书法称谓的议论可为代表，故杜预出于说经的需要而把它们引入自己所创通的义例体系中，也有势所必然的一面。因此，这两条“君子曰”虽因其内容方面的具体原因而被杜预引入其义例体系中，但其作为史论的本质丝毫不会因此而被改变。
总之，从主要方面可以说，《左传》本为史学的性质，决定其“君子曰”的史论属性；《公》《穀》的经学性质，决定了其假君子之名解经的特征。此外，《公》《穀》二传的经学属性亦决定其多引本师、他师解说经义的方式，这却是在《左传》中基本不见的现象。其中《公羊》所见如子公羊子（桓六年、宣五年）、子沈子（隐十一年、庄十年）、子司马子（庄三十年）、子女子（闵元年）、子兆宫子（哀四年）、鲁子（庄三年、庄二十三年、僖五年、僖二十年、僖二十四年、僖二十八年）、高子（文四年）。《穀梁》所见如谷梁子（隐五年）、尸子（隐五年、桓九年）、沈子（定元年）。据《公羊》隐公十一年何注：“子沈子，后（己）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是子某子、某子者，乃经说口义传授中有别于孔子的本师及他师，其作为解经者的身份应与《公》《穀》二传中的君子相当，只不过他们有姓氏传下而已。此外，《穀梁》还引有“传曰”式的解经语（隐三年、文十一年、文十二年、成九年、成十六年、襄三十年），隐公三年范注：“称传曰者，谷梁子不亲受于师，而闻之于传者。”是孔子及本师与他师外，尚有可能不著姓氏的解经传记在流传，如汉初司马谈有曰：“六艺经传以千万数。”[40]由上述亦可推见到，《公》《穀》二传作为经说口义在孔门后学的传授中，自有其渊源流衍之绪；而《左传》作为史册，则在流传形式上显与《公》《穀》二传那样的师承传授家法不同，它毕竟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家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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