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兴起的第一个人文理性高潮时代，但春秋与战国作为两个发展单元的思想表现形式还是有所区别的。首先，春秋时代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卿大夫贤哲们临事而发的理性话语宣讲出来，《左传》《国语》中大量这类所谓的善言嘉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其次，战国时代诸子各家多开始形成自己的著作，这是诸子思想总结形成各自家派体系的反映。可以说，春秋贤哲们的理性话语虽不乏智慧的精粹，哲理的阐释，但毕竟多是现场的即兴话语表述。虽然其中包含他们平素的修养、积累和思考，但限于当下议论的时地条件，只能表现为零章短简式的议论话语，无法与战国诸子各成体系的著作相比拟。但两者的前后发展关联还是明白易睹的，即春秋贤哲的理性话语实乃战国诸子著作的前驱和准备。“君子曰”即此贤哲话语上升为一般议论的代表性概称，当战国诸子兴起后，也因其作为诸子著述先声的学术使命完成而逐渐被取代淡化。
春秋时代形成贵言的习惯。如叔孙豹论“三不朽”有曰：“鲁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没，其言立，……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2]立言虽列三不朽之末，但由于它是士大夫们表现自己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所谓“言，身之文也”[13]，于修辞立言之际极为慎重留意，如臧文仲因立言之长极有声誉。又子产不仅有政治才能，而且善言辞，以小国郑周旋于晋楚大国之间，孔子曾因子产献捷于晋一事称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14]这是对子产因善言辞而使郑免除霸主晋的责难的充分肯定。因此，言辞在春秋时的意义，可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样的议论中窥见。[15]言辞如此重要，故其时以九能为九德，善之者可为大夫，九能可概括为语言辞令之长。[16]孔门以四科设教，其二为言语，高足“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7]。孔门设言语科是春秋贵言习惯的最好证明。春秋贵言，主要表现为士大夫贤哲当下的即兴话语表述，是他们在参加相关的社会活动时，将引发的思想感悟作为理性宣示和情感交流表现出来。其中颇多所谓善言嘉语，不独辞令精警美备，且多劝喻世道人心，补裨风化得失者。卿大夫贤哲之士的论议往往可益人心智，启发性慧，引起当时注意，于是左丘明主要采“邦国成败，嘉言善语”辑为《国语》，“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18]。《左传》虽为编年史书，但记载的主要内容之一，仍在采集“嘉言善语”方面，对象涉及各国卿大夫，如鲁国臧哀伯、申繻、臧文仲、臧武仲、孔子，晋国师服、荀息、叔向、师旷、蔡墨，齐国鲍叔牙、管仲、晏婴，郑国子展、子产、子罕、游吉、女叔齐，楚国申叔时、椒举、薳启强，宋国子鱼，随国季梁，秦国公孙枝，周王朝富辰、王孙满；其他如史官内史过、史嚚、卜偃、内史叔兴，太史克、史赵、史墨、史鱼等，兼亦采及一些地位略低下者，如鲁国曹刿，晋国膳宰屠蒯，秦国医和等。这些贤哲之士各从自己的视角，以自己的方式论说言议，表达各自对社会时事及历史的看法，从多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文理性思潮。春秋卿大夫典雅尚文，精于辞令，并每于论议中引前贤古典以自重，见于《左传》所引者如诗、书、易、礼、前志、郑书等典册及钟虺、周任、史佚、叔向、子产等古今贤哲之言等。在此引前贤古典以自重的论议方式中，于是有“君子”或“君子曰”的形式被总结推出。所谓君子实多为当时卿大夫名流贤哲典范人格的一般性概称，其话语因此相当于被经典化而具有普适性权威。《左传》《国语》中的“君子曰”，实可视为春秋时代贵族精英文化意识的一种代表，反映了那个时代舆论是非的价值判断标准，多可给世人启迪，可供人择取参悟，增加人们知人论世的智慧。此外，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讲，春秋卿大夫贤哲们的话语流衍，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理性思潮之高涨，同时也是周代文化教育发达的一种象征。朱子曾谓：“《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士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19]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周文化在三代文化中的地位，具非常的意义。
君子虽是卿大夫贤哲的人格代表和概称，但“君子曰”则相当于史官记事用语的一种特称形式，它颇有《庄子》“寓言”“重言”之义，乃《左传》《国语》作者借君子人格自重其言。这可引商周文献记载中的“王若曰”作为比例。“王若曰”相当于史官记事用语，即用“王若曰”发端乃表明这本是史官在记事或叙述。“君子曰”乃《左传》《国语》作者受“王若曰”启发拟设而来。也就是说，它是在拟史官记事或叙述的用语形式，是《左传》《国语》作者继承商周史官的记事传统拟设出“君子曰”。在甲骨、金文中有“王若曰”，它主要是册命仪式中史官代宣王命的一种比较固定的形式。“王若曰”又相当于“王曰”，其中“王若曰”为有代表性的基本式，“王曰”应为省略式。[20]在《尚书》中亦见“王若曰”，（如《盘庚》《武成》《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洛诰》《多士》《蔡仲之命》《多方》《君陈》《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囧命》《文侯之命》）一般乃史官在叙事时所加，表示史官代述王言，犹云“王如此说”。此外又见“微子若曰”“父师若曰”[21]“周公若曰”[22]，意义与“王若曰”相类，乃史官叙事用语。“君子曰”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王若曰”，乃《左传》《国语》作者就事发论时的特定用语，这里的君子可视为记事史官之称，是史官借君子人格以自重，这是儒家语言风格的反映。(www.xing528.com)
如上所论，“君子曰”实乃春秋卿大夫贤哲话语的集中代表形式，在儒家，“君子曰”又具化为“孔子曰”“仲尼曰”“子曰”，其中尤其“子曰”最能代表儒家对孔子的尊崇不二。在《左传》中除“君子曰”这一集合性称谓外，往往又见臧文仲、叔向、子产、晏子等诸多具名式贤哲君子的个体议论，其中最为代表者应是孔子，如“孔子曰”“仲尼曰”等等皆相当于“君子曰”形式。在儒家著作中的“子曰”也相当于“君子曰”，只不过儒家著作中对孔子的尊崇不二，使之简化到极致而仅称“子曰”[23]。在《论语》《礼记》《孟子》《荀子》等儒家文献中不仅见“子曰”，又往往见“诗曰”“书曰”等，此应为周代“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传统的延续。[24]所谓“宪言”包括众多贤哲君子之言，“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可视为对春秋卿大夫议论好引前贤古典以自重的一种反映。“子曰”在儒家与“诗曰”“书曰”并见，也成为“民之宪言”之一，与诗书等经典同为圣贤训诫，供人取法观览，是“君子曰”在儒家的特称。
《左传》以“君子曰”议论人物史事的作法，在稍后留下较大影响。先秦诸子明确称引《春秋》而且征引最多者乃《韩非子》，且其内容多见于《左传》[25]，其中包括“君子曰”。如《韩非子·难四》：“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所述基本同于《左传》桓公十七年。《外储说左上》载宋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细绎其文，乃出自三传。《外储说左下》：“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此应仿效《左传》“君子曰”立义。此外，《晏子春秋·内篇》见“君子曰”约五次。《管子·大匡》及《战国策·楚策一》俱有“君子闻之曰”。《史记》之《秦本纪》《鲁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中亦见“君子曰”，所言可与《左传》相应内容比勘，文义基本相同，应是《史记》承自《左传》。[26]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记事简略，重在记言论，尤“喜欢评说事情的人，大约就是所谓‘圣人’‘贤人’‘君子’之类”[27]，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闵子辛。据考，此人乃孔子弟子闵子骞，前后三次以“闵子辛闻之曰”的形式发表议论，此明显为《左传》“君子曰”的影响。上举这些事例说明《左传》“君子曰”在其后思想著述中的流衍影响之深广。由于“君子曰”从本源上讲乃起于春秋卿大夫贤哲的理性思潮与话语，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战国诸子的思想前驱与准备，因此我们可借以探寻春秋战国时期理性思潮兴起发展的来龙去脉。但从主要方面讲，“君子曰”的原起与儒家关系深厚，它在儒家思想中留下的影响亦相当持久，应该视之为儒家君子之学的构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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