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将讨论转回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则古训。这里的“君子”“小人”当分别指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西周春秋时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接受系统的礼乐教育，“平民阶级可以说除了从小受父兄们各行职业的专门训练以外，所受的国家教育只有打仗一事”[18]。可见平民只需从事世代相传的职业技艺，无缘礼乐教育。按照上举《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所论，那些浸润于礼乐文化的“君子”，其职分包括环环相扣的三个环节：勤礼——致敬——养神，即在精神上保持警惕、敬畏而勤于礼法就能取悦神明，得到神的眷顾。这显然是对西周初年“敬德”与“天命”关系的深层次解读，而“敬”在“勤礼”与“养神”两个环节间的纽带作用更为凸显。郭沫若先生指出：“德的客观上的节文，《周书》中说得很少，但德的精神上的推动，是明白地注重在一个‘敬’字上的。”[19]此言得之。
与小人的“尽力”相比，君子的“劳心”更侧重于脑力劳动，反映了“敬”（警惕）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特质。古人没有“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这样的现代科学概念，而认为“心”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源头，如《黄帝内经》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20]故一切与大脑有关的精神活动皆以“心”代之。[21]而对于“警惕”（即“敬”）这种产生于头脑中的敏锐感觉亦复如是。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蔡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迋劳于东门之外，而傲。吾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22]蔡侯在郑伯的宴飨上“不敬”，子产对其评价是“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惰傲以为己心”，可见宴飨上的“不敬”乃是“心”（精神上）对礼的懈怠，也就是没有尽到“君子劳心”的职分。类似的例子还有《国语·晋语四》“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23]，《左传》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24]等等。
由是观之，《左传》中刘子所讲的“勤礼——致敬——养神”，实为《国语·鲁语下》中“君子劳心”这句古训的绝佳注脚。再回到《鲁语下》敬姜称引这句古训的语境，其义便更加显豁：
（敬姜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www.xing528.com)
按照上文所述，公父文伯虽“在下位”，却是受“君命”而拥有禄位的贵族大夫。故尽管敬姜称引了两句古训，但对他来讲，实际起作用的只“君子劳心”一句。生逢传统屡遭践踏，诸侯大夫灭国绝嗣的春秋晚期，敬姜援引古训“君子劳心”，意在教诫其子尽到君子“勤礼——致敬——养神”的职分。首先就要做到“敬”（即精神上保持敬畏、警惕），要敬畏“君命”，在参与政事时，警惕与自己之“位”相匹配的“礼”，不得在精神上有丝毫放松、懈怠。故此，她才会发出“谁敢淫心舍力”“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余惧穆伯之绝嗣也”这样的峻切训辞。这对口称“胡不自安”的公父文伯无异于当头棒喝。其事迹遂成为春秋晚期以“敬德”传统教子的一股清流被载入史册。
“敬姜”之“敬”是谥号，清儒阮元有云：“《周书·谥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国语》敬姜论劳逸之义，为千古至言，孔子叹之。此敬姜之所以为‘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训本义，试思敬姜之论即明矣。”[25]可见这个谥号取的正是“敬”字的“警惕”之义，那么“敬姜”诚可谓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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