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与君子文化：传统文化的落脚点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和哲学史，更多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有学者说：“儒学不仅是形而上之学，而且是形而下之学，两者融突和合，相得益彰，但儒学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是其形而下日用之学，儒学的发展在于日用，它的生命也在于日用。”^[7]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大相径庭。西方哲学家，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都热衷于构造一个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抽象性、反思性、普遍性的规律，即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问题。中国哲学家，从孔孟、老庄、墨荀，到程朱、陆王、颜李等，其学说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抽丝剥茧，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并且其所探寻的问题多半集中在社会人生方面，主要涉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个人与群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等。因此，西方哲学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实际生活拉开较大距离，纯理论本身就有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哲学家却基本都反对这种为学态度，而是十分注重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所谓“礼者，履也”^[8]，就是强调儒家礼义道德，重在躬行实践。

儒家这种不仅讲究“学”，还看重“用”；不仅讲究“知”，还看重“行”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篇》），等等，无不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词，重实践、轻思辨的观念，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包括儒家及其他学派、包括绝大多数朝代的统治者）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仅仅作为一种理论或学术来讨论，而是作为一种值得遵循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推向社会、推向大众。其结果，就是要在社会各阶层中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我们之所以说君子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落脚点，就因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其最终落地的成果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做人做君子”。

我曾撰文说：“君子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9]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自汉至清两千余年来，历代王朝都把儒家经典作为做官求仕的入门初阶或必修课程，甚至作为开蒙识字的蒙学教材和私塾读本。由此，儒家学说及传统伦理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成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根基。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朝代各层次士大夫知识分子以身垂范的影响，以及他们编纂、注释和阐发的各类著述，如“四书五经”、《孝经》、《急就篇》，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菜根谭》《弟子规》《围炉夜话》《增广贤文》及各种自记善恶的“功过格”等，还有发挥很大作用的各种“家训”“族规”“乡约”“里范”等训诫条文及规矩律令，使儒家思想及传统伦理的基本观念在一代又一代的灌输和解读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政教体制、公私生活、民情风俗的导向和规范。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识字或不识字，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大凡中国人，都在骨子里深受儒家思想及传统伦理的浸润和熏染。这种浸润和熏染的结果，就是君子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绵延数千年并传承下来，而且历朝历代都传得众所周知、传得深入人心。

正是如此，即便我们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排山倒海般反传统的狂涛巨澜的冲击，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旧文化，如“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等，但君子文化及传统文化所主张、所传布、所激扬的那些做人做事的“规矩”“道理”“准则”，或如老百姓所说的“良心”等，仍然如冻土下的暖流、岩石边的野草，默默而顽强地延伸着、生长着。最显豁、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几乎涉及人们做人做事（或者说世道人心）方方面面的君子格言和俗语，即便在传统文化遭受严重冲击、备受冷遇的艰难岁月，也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挂在人们口头。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先小人，后君子”“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行行出君子，处处有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量小非君子，德高乃丈夫”“明人不做暗事，君子不说假话”“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蜜”“有事但逢君子说，是非休听小人言”“宁愿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10]……这些嵌入历代中国人心灵，活在当今中国人口头的君子格言和俗语，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立身处世的人生信条和生存习惯。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都传承着君子人格的干细胞，它以一种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方式，规范和调整着我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视野、心态、作风与格调，影响着人们做人做事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君子人格作为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君子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水滴石穿、润物无声的方式，在每个中华儿女身上都植入了文化的DNA（基因），或者说在每个中华儿女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挖掘和弘扬君子文化，在全社会大兴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铸造君子人格，必将使君子文化这棵传统文化森林中最为郁郁葱葱的千年老树，在新时代抽出新的枝条，长出繁茂绿叶；同时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获得君子文化庞大根系扎根传统的丰厚滋养，在当代社会竖起一面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旗帜，取得传承创新的丰硕成果。^[11]

2016年11月2日初稿，2018年11月再改于合肥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注释】

[1]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载《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1页。

[2]孔立德：《儒学是君子之学》，《光明日报》2015年2月2日。(www.xing528.com)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172页。

[5]李泽厚：《为儒学的未来把脉》，载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6年1月28日；又见李泽厚：《初拟儒学深沉结构说》，载《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27页。

[6]朱光潜：《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载《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7]张立文：《日用儒学与国民精神》，载《光明日报》2016年7月21日；又见《新华文摘》2016年第20期。

[8]“礼者履也”，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礼”解释，强调礼不是用来思的，也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付诸行动的。

[9]参见拙文：《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博览群书》2016年第5期。

[10]此类君子格言俗语近百条，参见钱念孙等选著：《君子格言选释》，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351—355页。

[11]参见拙文：《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光明日报》2014年6月13日；又见《新华文摘》2014年第19期。《君子：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载《群言》2016年第2期，《博览群书》2016年第5期；《开垦君子文化沃土，收获精神文明硕果》，载《光明日报》2016年4月11日；《培养君子人格是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目标》，载《中国艺术报》2017年3月13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人格基因》，载《北京日报》2017年11月13日；《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载《光明日报》2018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