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传统文化制高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流派众多，成分复杂。西汉刘歆《七略·诸子略》就把先秦和汉初的诸子思想，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诸多流派。然而，学派林立，枝繁叶茂，到西汉武帝时却删繁就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在此后两千余年的演进历程中，主要呈现出以儒学（儒家思想）为正统和主干的局面。

什么是儒学？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和归纳，会有不同回答。其中一种观点说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如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在《儒家“君子”的理想》一文中开宗明义说：“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1]国内学者孔立德也指出：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2]上世纪初，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辜鸿铭还断言：“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3]

这种观点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并非简单地从语言逻辑归类上定义儒学，而是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质。一般《辞典》《辞海》和《百科全书》都从语言逻辑归类上解释儒学，多说儒学是尊崇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派，或说儒学是相对于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一种学说，等等。这样的解读和定义自然非常正确，对社会大众了解和认识儒学也一直产生着良好的效果，但对儒学的内在特点缺少开掘和展露。与此不同，说儒学是君子之学，是一种研究型和探讨型的定义把握，是对儒学内在精神和目标追寻的一种揭示和认识，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如何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经流行，主要是执政者和贵族的专称。《说文》曰：“君，尊也。”这是一个会意字，在字形上，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君”本指发号施令，“君子”则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尚书》卷十二：“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功及成”；《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诗经·大雅·桑柔》：“君子实维，秉心无竞。”等等。郑玄曾签注：“君子，谓诸侯及卿大夫也。”

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儒家学说时，做出一个重大调整和贡献，就是把“君子”从古代专指“有位者”的旧义中解脱出来，而赋予其“有德者”的新义。尽管《论语》中所谈论的“君子”，有些语境下仍然专指“有位者”，但总体倾向却是对“有德者”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描述。“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107次，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核心概念。翻开《论语》，从开篇《学而》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到末篇《尧曰》里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每一篇章都用若干段落，从不同方面对君子形象不断刻画、反复雕塑。冯友兰曾说，孔子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就是为人的生存寻求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4]。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求索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www.xing528.com)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自己悉心设计的“君子”，孔子睿智地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做法，表示反对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对举和比照中予以贬责和否定，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等等。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不是难以见到、难以企及、仰之弥高甚至高不可攀的圣人，且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李泽厚在探讨儒学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时说：儒学是一种融化在中国人行为、生活、思想、感情中的某种定势、模式，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5]。如果说，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深层的、内在的，那么其外在表现或者说典型形态，就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君子人格。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模式，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制高点。所谓“制高点”，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指能够俯视和控制周围地区的高地或建筑物等。这里借用它来描述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指君子文化不仅吸收、汇聚、容纳和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精要部分，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华提纲挈领地拎起来；而且从这个点、这个视角去观察和把握儒学及整个传统文化，仿佛孔子当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站在君子文化的峰峦之上俯瞰悠悠千年的传统文化，自然更易领悟和掌握其追寻目标和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