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研究：从静海寺残碑到洪保墓志

在宝船被广泛认定为福船型之后，其长宽比例已经和传世文献中的记载相印证。但在宝船大小这一核心问题上，是否可以同样信任文献中的记载？一些研究者认为，既然船体的长宽比例可信，那么船体的大小尺寸同样可信。但由于44丈规模的木船在今天看来很难制作，所以另一些研究者依然持反对意见，认为明代不可能造出这种长度的大船，当时的人力物力也不可能承受这么多大型船只的制造工作。在单凭传世文献无法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新发现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格外受到重视，研究者们也希望从其中找到关于宝船尺度的新线索。在此过程中，南京静海寺残碑和洪保墓志等一系列材料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京静海寺残碑由郑鹤声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由于碑文中记载有“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等内容^[56]，管劲丞据此认为宝船的规模只有1500—2000料，长度也只有10余丈。面对这种解读，一些研究者认为郑和船队中存在多种大小不同的船只，1500料和2000料海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最大型宝船的规模。如包遵彭在《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制度考》^[57]里认为宝船共有七种型号。郑鹤声、郑一钧在《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中，认为长44丈的大型宝船属于旗舰，在船队中数量极少；更多的是一种长37丈、宽15丈的中型宝船，在郑和船队中承担着运输物资和珍禽异兽的任务。同时，文章还从对史料释读和对自然、社会环境的考察角度入手，考察南京宝船厂的造船环境，认为当地具备制造大型宝船的能力，又根据江苏太仓浏河的地理环境变迁，从侧面证明郑和船队中存在多种尺寸的船只，认为当浏河河道变窄时，有文献记载称大型船只无法从海洋驶入河中，这种现象就充分体现了船只规模的差异：“同为郑和宝船，尺度大不相同，有的能驶进刘家港，在太仓为陈芜所封；有的却开不进浏河，只能在水面广阔的崇明安泊；这一事实充分说明，那种认为宝船尺度只能是长十余丈，宽三丈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58]

为了解释静海寺碑文未提及44丈宝船的现象，李邦彦在《锦帆鹢首的郑和宝船》一文中，根据《明实录》中最早提及建造宝船的时间，认为大型宝船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于郑和船队之中，而是在永乐六年时才正式开始制造长达44丈的宝船，并在永乐十一年第四次下西洋时才投入使用。^[59]在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时，还没有出现44丈的宝船，由于静海寺碑建立时间较早，当时还未能记载日后大型宝船的情况，因此也不能作为论证宝船尺度的证据。

研究者们一方面致力于发掘新资料，另一方面也尽量对已有文献进行更细致的解读。由于在几种传世史料中，对宝船的尺寸记载基本一致，大体是“宝船六十三只：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这些基本相同的记载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怀疑，认为宝船的尺寸数据记载从源头处，即“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时就已经出错，后来的传抄也只是以讹传讹。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邱克发现的一部题名为《三宝征彝集》的古籍引起了诸多关注。这实际上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明代《瀛涯胜览》钞本，在卷首处有一段关于宝船尺寸的大写记载，即“宝船陆拾叁只，大者长肆拾肆丈肆尺，阔壹拾捌丈，中者长叁拾柒丈，阔壹拾伍丈”，这在其他的版本中从没有出现过。邱克据此认为，《三宝征彝集》中保留了原始记载的面貌，因为大写数字更像造船初始档案中书写船体尺寸的方式，且不易在传抄中出错，所以这组数据看起来更具有可信性。^[60]

关于44丈宝船与当代造船知识不符的现象，庄为玑、庄景辉在《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中回顾了唐宋造船业的发展历程，通过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认为从唐代的18丈海舶、宋代的30余丈神舟，发展到明代的44丈宝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时，文章还认为在经历了近六个世纪的变迁，生产工艺和技术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已经不能根据现代的造船经验，通过今天的社会调查去判断郑和时代的造船能力。^[61]程卿康的《也谈郑和宝船尺度》一文，从出土文物和地面环境的角度观察，对宝船大小进行判断，文中提及南京宝船厂遗址的情况，认为当时有长300米左右、宽度超过70米的船坞，完全可以支持大型宝船的制造。^[62]席龙飞于2005年发表《从南京宝船厂遗址的发掘成果看郑和宝船》一文，其中详述了宝船厂的考古发掘情况，辨别其与南京龙江船厂的区别，并论证这里应当是宝船的建造地。^[63]

2010年，曾参与郑和下西洋的太监洪保之墓在南京被发现，其墓志中记载的“大福等号五仟料巨舶”，证实了有不止一艘大型宝船存在。^[64] 在这一新材料的支持下，刘孔伏、潘良炽的《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将郑和下西洋划分为三个时期，认为每次下西洋的规模不同，交流目的和运输量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每次使用的船只也不同，应有普通船只和大型宝船之别。^[65]何国卫更是认为最大型的宝船是郑和乘坐的帅船，可能只建造过一艘。^[66]2018年，胡晓伟在《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中认为宝船所用的“丈”有可能是一种1.6米左右的计量单位，这样五千料的44丈宝船长度有可能是70.4米，文中还提到这种1.6米的丈可能与宋代至明代长约1.6米的“托”之间存在联系。^[67]这也为宝船的复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而考虑到本书第三章关于中外铅锤测深技术长度单位的考证，可以推测这种1.6米左右的计量单位有可能在当时中外航海造船技术中广泛使用。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在宝船研究进入现代化和科学化之后，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都可能给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从静海寺残碑中的1500料到洪保墓志中的5000料，传世文献中的宝船数据获得了更多旁证。由于前者的出现，质疑者有理由怀疑大型宝船的存在；而由于后者的出现，又重新启发了传世文献中宝船数据的可信猜测。新史料及其引出的结论，又被更新的史料和结论所修正，这也是许多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常见的现象。可以预见，以后还有可能继续出现相关的船舶史实物或文献资料，对宝船研究形成补充。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利用现代科技知识分析宝船的细节组成和功能，计算船体各部分的结构强度和技术可行性。有此前的文献研究作为基础，大量数据运算被引入宝船研究，这一领域中的科技因素也逐渐增加。金秋鹏、杨丽凡在1997年发表的《关于郑和宝船船型的探讨》^[68]，依据现代船舶原理，分别借鉴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中设计的沙船型宝船，以及席龙飞等《试论郑和宝船》中设计的福船型宝船，对这两种船型的宝船性能进行了估算。文章对比了两种船型宝船的摇荡性能和舒适性，“认为宝船的船型如果是沙船，则稳性过大，横摇周期过小，船舶摇摆太剧烈。由此认为，郑和宝船的船型一定是横摇周期比较接近现代船舶的福船”^[69]。这篇文章还研究了宝船航行路线上的印度洋沿途气候，根据当地的季风和洋流情况，计算福船型的宝船在航海过程中遇到的航行阻力。陈政宏、许志超在《郑和宝船复原模型与典型福船及沙船性能之初步比较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更详细的分析，并发现了许多现代船舶的经验公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古帆船。^[70]又如龚昌奇的《大型郑和宝船的复原研究》，在认同宝船为福船型的基础上设计了方案，大体确定了船的主尺度和型线，对舵、桅帆、龙骨、板厚、隔舱及骨架的数据也做了推算，并制作了船模。^[71]

通过这些研究的检验，更确定了福船型宝船的可信程度。但在计算宝船各部分数据的工作中，还面临着许多具体问题。例如要证明郑和宝船确实有44丈长，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发掘出宝船实物，或是造出相同规模的木帆船，进行相同路线的远航。但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今日再造出大型木船进行远洋航行已几乎没有可能，所以目前的宝船研究一般只能通过文字和数据的方式进行。而在没有确切的实物出现之前，针对郑和宝船的质疑依然不会停止，例如杨槱在2007年出版的《郑和下西洋史探》一书中，仍然从中国船舶的技术特点、造船能力和历史传统出发，对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做出自己的解读，认定中国从来没有制造过特大型木帆船。^[72]

由于时过境迁，6个世纪以后的人们确实无法完全还原郑和时代的历史情境，更重要的是，600年来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农业时代的工作、生活方式到今天的工业社会工作、生活方式，许多知识与技能都已经彻底改变、退化或消失，即使真有郑和宝船出现，今天的人们也未必能使其下水远航，更不必说在传统木帆船制造工艺衰落后，再重新探索当年的技术了。这种现象不单存在于宝船制造中，操作技术的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郑和所处的时代及其社会环境都已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也不具备当年船工的技能，所以传世文献中即便记载了操作方法，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也无法彻底还原。由于各研究者对文字的理解不同，对文献的解读不同，所以在对技术原理和操作细节进行推测时，很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论。因此，用数字技术对宝船进行系统研究，及时进行各种细节可行性检验，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是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时期，宝船研究必须结合的另一种时代特点。

20世纪的学术史，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方法交流、融合，并产生变化与重建的历程。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许多古代史籍文献的记述方式与现代学术著作不同，没有注明原始档案来源，因此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质疑空间，重新审视传世文献的可信度也成了20世纪前期的一种学术思潮。在郑和宝船的早期研究中，管劲丞曾认为宝船是史官笔下造出的巨舶，并认为梁启超有“尽信书”之失，“中国史书的不易读，和信史的不容易见精彩，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73]。从其评论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特点。然而中国史书一向有著述严谨的传统，即使不注明来源，记述时也自有其依据，其整体真实性值得信任。宝船船型和其他一些史学问题在经历了质疑和研讨之后，又重新证实了文献的可信性，也正说明了这种特点。

虽然当年的一些质疑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成立，但这些问题确实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以宝船的研究为例，在全面质疑之前，只有传世文献中关于宝船数据的简单记载，但在此后数十年的争论中，研究者引入了船舶发展史作为背景，发掘出更多文物作为实物证据，又有社会调查作为旁证支持，数据计算作为工程原理，以这些为基础，对传世文献重新进行解读，从逻辑上阐明了宝船船型的可信性。而在这些工作完成后，宝船尺度也不再是停留在传世文献中的简单数据，而是形成了融合考古学、造船技术史、明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综合课题。在一次次反复修正和研讨中，传世文献里模糊的宝船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与此相似，百年来的另一些学术问题也经历了这种重新整理与讨论，许多此前未被关注的细节得以充分研究和讨论，在整体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在“疑古”与“信古”互相冲突、互相促进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真正走向了现代化。

【注释】

[1]可参考王宏凯《刘大夏焚毁郑和出使水程质疑》和苏万祥《郑和下西洋档案为刘大夏烧毁说质疑》（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1986—1990），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第462-471页、第472-480页）、施子愉《从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项文献看明代的对外政策和舆论》（姚明德、何芳川主编，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第314-321页）和李映发《郑和下西洋档案并非刘大夏烧毁：明代刘大夏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考辨》（《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22-28页）。

[2]《明武宗实录》卷137，正德十一年五月庚戌，第2713页。

[3]林俊：《忠宣公神道碑》，收入刘大夏《刘忠宣公文集》之《附录卷一》，收入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黄山书社，2013，第1辑第56册第155页。

[4]李映发：《郑和下西洋档案并非刘大夏烧毁：明代刘大夏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考辨》，第25页。

[5]万表：《灼艾集·余集》卷2《郊外农谈》部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子部第1188册第386-387页。

[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琐里古里》，第308页。

[7]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宝船厂》，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7，第31页。

[8]佚名：《大元海运记》卷之下《漕运水程》，第97页。

[9]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第8页、第20页。

[10]祝允明：《前闻记》，第1415-1416页。

[1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7《占城》，第255页。

[12]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3页。

[13]张廷玉等：《明史》卷332《西域四·天方》，第8622页。

[14]万表：《玩鹿亭稿》卷5《杂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集部第76册第84页。

[15]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8-9页。

[16]丘浚：《琼台类稿》卷34《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漕挽之宜（下）》，第583页。

[17]柴山：《千佛灵阁碑记》，收入郭汝霖、李际春编《（重编）使琉球录》，第170-171页。

[18]周煌辑：《琉球国志略》卷11，收入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第1083页。

[19]徐恭生：《陈侃与〈使琉球录〉》，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六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研讨会筹备会编《第六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研讨会文集》，2000，第10页。另可参考傅朗：《论郑和宝船与册封舟——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04-109页。

[20]陈建辑，江旭奇补订：《皇明通纪集要》卷15，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史部第34册第186页下。

[21]陈建辑，江旭奇补订：《皇明通纪集要》卷15，第187页上。

[22]《明仁宗实录》卷1，永乐二十二年七月丁巳，黄彰健等校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第15-16页。

[23]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之《瀛涯胜览序》，第1页。

[24]张廷玉等：《明史》卷63《乐三》，第1569页。

[25]阙名：《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收入《孤本元明杂剧》（四），涵芬楼藏版，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第8页b面。

[26]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宝船厂》，第31页。

[27]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前集《龙牙犀角》，第25-26页。

[28]李映发《郑和下西洋档案并非刘大夏烧毁：明代刘大夏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考辨》第27页从档案保存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可参考。

[29]王宏凯：《刘大夏焚毁郑和出使水程质疑》，第463页；李映发：《郑和下西洋档案并非刘大夏烧毁：明代刘大夏销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考辨》，第23-24页。

[30]施子愉：《从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项文献看明代的对外政策和舆论》，第320页。

[31]《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第2284页。(www.xing528.com)

[3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饮冰室专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第4页。

[33]孙中山：《建国方略》，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188页。

[34]郑鹤声：《郑和出使之宝船》，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249-260页。原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23号1944年12月。

[35]郑鹤声：《郑和出使之宝船》，第260页。

[36]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268-272页。原载《东方杂志》第43卷1号1947年1月。

[37]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第269页。

[38]朱杰勤：《中国古代海舶杂考》，载《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34-51页。

[39]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第35-40页。

[40]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载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编《中国造船工程学会1962年年会论文集》第2分册《运输船舶》，国防工业出版社，1964，第33-60页。

[41]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第37页。

[42]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第44页。

[43]杨槱、杨宗英、黄根余：《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2-22页。

[44]杨槱、杨宗英、黄根余：《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第20页。

[45]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小组、福建泉州造船厂：《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初探》，《文物》1975年第10期，第28-35页。

[46]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第189页。

[47]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9-18页。

[48]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第12页。

[49]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第14页。

[50]冯汉镛：《郑和宝船是肥短型的》，《航海杂志》1983年第5期，第37页、第39页。

[51]庄为玑：《乘风破浪话宝船》，《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第83-86页。

[52]郑鹤声、郑一钧：《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第50-74页。

[53]郑鹤声、郑一钧：《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第57页。

[54]金秋鹏：《迄今发现最早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像资料——〈天妃经〉卷首插图》，第61-64页。

[55]辛元欧：《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技术分析》，《郑和研究》2002年第2期，第29-38页、第58页。

[56]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中册，“南京静海寺”条，第1047页。

[57]包遵彭：《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制度考》，载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元明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81，第115-120页。

[58]郑鹤声、郑一钧：《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第58页。

[59]李邦彦：《锦帆鹢首的郑和宝船》，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第133-144页。

[60]邱克：《郑和宝船尺寸记载的可靠性》，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第119-132页。

[61]庄为玑、庄景辉：《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中国航海》1983年第2期，第1-16页。

[62]程卿康：《也谈郑和宝船尺度》，《航海杂志》1983年第5期，第38-39页。

[63]席龙飞：《从南京宝船厂遗址的发掘成果看郑和宝船》，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第685-690页。

[64]王志高：《洪保寿藏铭综考》，《郑和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23页。

[65]刘孔伏、潘良炽：《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73-77页。

[66]何国卫：《对〈明史〉所记郑和宝船的几点解读》，《郑和研究》2011年第1期，第37-40页。

[67]胡晓伟：《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6页。

[68]金秋鹏、杨丽凡：《关于郑和宝船船型的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83-196页。

[69]金秋鹏、杨丽凡：《关于郑和宝船船型的探讨》，第190页。

[70]陈政宏、许志超：《郑和宝船复原模型与典型福船及沙船性能之初步比较研究》，载《成大学报》第37卷，台南市，2002，第13-36页。转引自陈信雄、陈玉女主编《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3，第1页。

[71]龚昌奇：《大型郑和宝船的复原研究》，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第691-698页。

[72]杨槱：《郑和下西洋史探》，第八章《关于“郑和宝船”之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63-80页。

[73]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第272页。